可是，有一個小官張玄素，卻上了一道奏折，痛陳此舉不妥。他說，修了阿房宮，秦朝倒了；修了章華台，楚國散了；修了乾元殿，隋朝垮了。這都是曆史的教訓。現在，我們唐朝百廢待興，國力哪裏比得上當年的隋朝？陛下在國家的破爛攤子上，繼續役使飽受戰亂之苦的百姓，耗費億萬錢財，大興土木。陛下沒有繼承前代帝王的長處，繼承的卻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從這一點看，陛下的過失遠遠超過了隋煬帝。
小小的張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聵的暴君隋煬帝，冒犯天威。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別的皇帝，看到這一大不敬的奏折，當即會雷霆震怒，不僅張玄素人頭落地，而且還會株連九族。
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僅沒有怪罪張玄素，反而下令召見他。此時的唐太宗想進一步地試一試張玄素的膽量，就直問道，卿說我不如隋煬帝，那麼，我和夏桀、商紂相比，怎麼樣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紂王，都是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這樣問，自有深意。不承想，這個張玄素卻直截了當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紂一樣昏亂。聽到這句答語，唐太宗不僅沒有發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動了。他想，一個小官，敢於冒死直諫，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諭旨，停止重修乾元殿。並且表揚了張玄素，同時賞給他500匹絹。
對此事一直關注的魏征，聽到了這個完滿的結局，頗為感觸地歎道；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這也充分地說明了唐太宗知錯就改，善於虛心納諫。
智慧金言孟子指出，古代的君子“過則改之”，犯了過錯就改正，因而受到百姓的景仰；而如今的君子不僅“過則順之”，將錯就錯，還為過錯編造種種借口。
生財有道：領導愛財，取之有道
陳臻說：“以前在齊國，齊王送您上等好金一百鎰，您沒有接受；在宋國，宋王送您七十鎰，您卻接受了；在薛國，薛君送您五十鎰，您也接受了。如果以前在齊國不接受贈金是正確的話，那麼現在接受就是錯誤的；如果現在接受是正確的話，那麼以前的拒絕就是錯誤的。在這兩種情況中，您必定處於其中的一種了。”
孟子說：“我做的都是正確的。在宋國的時候，我將要長途旅行，遠行的人必然需要路費，宋君說：‘送點路費給你。’我為什麼不接受呢？在薛國的時候，我聽說路上有危險，遂有戒備之心，因而薛君說：‘聽說您需要戒備，所以送點錢給你買兵器。’我為什麼不接受呢？至於在齊國，就沒有什麼理由。沒有理由而送給我錢財，這是收買我啊。哪有君子可以被人家用金錢收買的呢？”
陳臻是個耿直的學生，對老師前後不一的行為迷惑不解，於是將這兩種行為作了一個“兩難推論”擺在了孟子麵前，是與非，任選其一。這個問題夠難的。
好在孟子對於問題的認識有自己的想法，不但輕易地化解了陳臻的疑惑，還提出了“君子不可貨取”的著名論斷。這一觀念是中國傳統精英知識分子精神理念的核心內容之一，千百年來影響著他們的道德操守和價值判斷。從孔子時代到戰國時期，乃至封建社會兩千年的發展曆程中，中國文人孜孜以求的就是自身道德的建設，至聖先賢的許多觀念得以延續、闡發、秉承，並灌注到中華民族的道德世界，成為省身治世的金玉良言。
春秋時，有一宋國人獲得一塊美玉，奉獻給大夫子罕。子罕不受。獻玉的人說：“這塊玉拿給玉匠鑒定過，認為是寶貝，所以才進獻給您。”子罕說：“你把玉作為寶貝，我把不貪作為寶貝，如果你把玉給了我，我接受了你的玉，我們兩人就各自都喪失了自己的寶貝。不如各人都保有自己的寶貝吧。”這裏子罕的自律就是君子的道德恪守。一個人應該守護自己最寶貴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不能讓物欲迷惑了自己的眼睛。
在春秋時期，孔子就對君子的行為準則作過充分的論述，他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強調君子品格的道義基礎、立身原則和價值判斷。孔子認為君子應當把利放在末端，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誌，並將義利之。便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線，指出二者對於價值判斷的著眼點有極大的差別：前者以義為目的，後者以利為目的。
那麼，在古人那裏到底什麼是君子呢？儒家諸子和後世學人強調君子應該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積極人世的社會價值取向；應該追求道德素養的完善，舉善隱惡的行為的張揚；應該具有與人為善的廣闊胸襟，濟世扶危的遠大誌向；應該具有引領道德風尚的行為魅力，鄙視小利而以天下信義為重。
讓我們看一看先賢們的論述吧：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四道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第五》）這是衡量君子的四個重要原則：恭行、敬事、惠民、使義。
孔子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這是君子的道德素質，應該“善與人同”，應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