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寬厚誠信。孔子說“寬則得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這是有德者必要的人格品質。
第三，“選賢用能”、“節用愛人”。這是有德者社會行為中的行為準則。魯哀公曾經問過孔子，怎樣才能使百姓服從這樣一個問題。孔子回答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意為要把正直無私的人提拔起來，把邪惡不正的人置於一旁，老百姓就會服從了；把邪惡不正的人提拔起來，把正直無私的人置於一旁，老百姓就不會服從統治了。孔子此言旨在告誡統治者，在選用人才問題上要慎重，真正做到薦舉賢才，選賢用能。
第四，“敬事”、“公平”。對於該負的責任要積極的承擔，該做的工作積極去完成。這樣，才能夠使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展現自己的人格魅力。而公平是我們，尤其是領導者的一個重要尺度。
在《論語》中，對子張提出的“何以為政”這一問題，孔子的回答是“尊五美，屏四惡”。照孔子的解釋，“五美”是“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四惡”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對於“五美”我們較容易理解，對於“四惡”，南懷瑾在《論語別裁》中是這樣解釋的：
“不教而殺謂之虐。”對部下、學生都是如此，如果沒有教導他，他做錯了，我們要自己負責。人並不一定對任何事情都有經驗，而教了以後，改不過來，才可以處罰他。“不戒視成謂之暴。”這個“戒”就是告誡。對部下事前不告誡他，到時候又要他拿出成果來，要求太高，不合情理，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慢令致期謂之賊。”對於法規、命令，待之以輕慢的態度，不在乎。“慢令致期”，自己玩弄法令，而希望別人達到目的，完成任務，符合你的期望，這就是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所需要的，別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臨到我身上，我會很不願意，臨到別人身上也是一樣，這是“猶之與人也”，比之自己與人家相同。“出納之吝”——為政與經濟分開來——就是怎樣節省或放開來用，這個分寸，各有專門負責的人，該用則用，該省則省。
“五美”是德的主要構成因素，而“四惡”則是“德”的重要敵人。孔子的德治思想大多是從個體的修養著手討論的，對於今天的我們具有較好的指導意義。而在孟子那裏則多是指向了政治的層麵，為他的王道理念服務的。這看似離我們的現實有點遠，其實所謂的“王”和“霸”這樣的政治狀態在我們的生活中何嚐不是一種司空見慣的人生狀態呢？
智慧金言人生也是一場戰爭，個體也是一個世界。
選賢任能：選人要選在群眾中有威望的人
孟子拜見齊宣王，說：“我們所說的‘故國’，不是指國中要有高大的樹木，而是說那個國家有世代建功立業的臣子。現在大王沒有可信賴的臣子，過去提拔任用的人，如今都不知哪裏去了。”
宣王說：“我怎樣辨別哪些人沒有才能而不任用他們呢？”
孟子說：“國君選用賢能，如果迫不得已選用新人，將會使原本地位低下的超過地位高的，原本關係疏遠的超過關係親近的，對這種情況國君能不小心慎重嗎？左右侍臣都說某個人好，不能輕信；大夫們都說他好，也還不行；全國的人都說他賢能，還要去考察他，見他確實很有才幹，這才委以重任。左右近臣都說某人不行，不能耳朵軟；大夫們都說不行，不要聽從；全國的人都說他不行，還要考察他，見他確實不行，這才罷免他。左右侍臣都說某人可殺，不要聽從；大夫們都說可殺，不要聽從；全國的人都說可殺，還要審查他，見他真的該殺，然後才殺掉他。所以說，這是全國百姓殺掉他的。隻有這樣做了，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孟子認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必須有德才兼備、能夠為國家建功立業的人才，而不是隻有自然意義上的國土版圖、自然風物，所以選拔人才、舉賢任能成為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由於人才是支撐國家大廈的棟梁，是整個國家的興衰所係，同時選拔人才會使“卑逾尊，疏逾戚”，也就是會打破原先的尊卑和親疏的關係，所以孟子認為個國家的人才選拔必須基於一種謹慎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