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階段我正在寫中篇小說《和尚》，寫得很慢、很難，一天隻能寫一二百字，寫了一兩個月，還沒寫夠一萬字。我不太熟悉和尚的生活，我原以為這是全部根源。關於薩拉·凱恩的上述日記，突然激活了我的思路。我順著往下想，一個人削發為僧，也絕不是“個人事件”，一個人因為任何個人原因出家了，都和他正欲脫離的群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正如自殺者的脆弱，反襯出的可能是無數健在者的麻木。一個人甘願拋家舍業，去做一個和尚或尼姑，反襯出的東西應該更為深微。
“出家人其實是戰士，軟弱的戰士，靜的戰士，空的戰士，自取失敗的戰士。出家就是用失敗讓那些自以為是為數眾多的勝利者略略感到不安。”當小說裏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之後，我預大學的我感，我可以寫得順一些了。
《和尚》發表了，有不少人表示喜歡，我終究不敢得意，夜深人靜之時想起薩拉·凱恩，想起和尚，我還是有些羞愧。
之三
《和尚》裏麵的和尚，很容易寫成三種可能：一是，寫一個無可挑剔的好和尚，他身上有這個時代所缺乏的種種品質，可資借鑒；二是，寫成習見的花和尚，喝酒、吃肉、玩女人，最後說一句“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了事；三是妖魔化，寫一個神通廣大、滿口玄虛的和尚，言行舉止越古怪越好。
當然，我不打算寫成上述任何一種樣子。換句話說，我既不想圖輕鬆，隨便從佛教典籍裏找幾樣普世價值放在盤子裏端給大家，也不想油腔滑調，取笑一切。我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西方文學，有肯定宗教的，也有懷疑宗教的，一般都持著鄭重的態度。中國文學則相反，從《西遊記》到《紅樓夢》，再到當今的太多太多的作品，隻要一涉及佛，或道或儒，筆調總會不約而同地染上輕佻……
除去種種不願做的，我似乎無路可走。但是，我相信，寫作的一個功能就是“尋找”。開始寫作不是因為已經找到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們對於寫什麼怎麼寫全無把握。而且失敗的可能更大，約占百分之七十。於是，沒有見過幾個和尚的我，鬥膽跟著作品裏的人物和尚（可乘、張磊），裏裏外外地“尋找”了一番。
偉大的托爾斯泰，一生尋找上帝，一生都不安寧，八十多歲，死在外麵，最後一刻，仍在迷迷糊糊地喊：“逃啊，逃啊！”
我發現，我的人物，一個普通的和尚也是如此。他在逃，出是逃，入是逃，不是逃回家裏，就是逃向廟裏，總之，都是逃。
逃，也許是人類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