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日下午四點，列車停在天水車站。紅芳抱著孩子，可乘提著包，出了站，尋找紅芳的弟弟紅兵。紅芳並不知道可乘此刻心裏的滋味。他沒計劃回家，但他已然到了家門口。天水車站幾乎就是家了，小時候他經常扒貨車去渭水峪偷梨，現在竟要假裝成女婿去渭水峪見“丈母娘”。他還想起一個初三同學，是他的結拜兄弟，改了年齡去當兵，大家在附近一家小酒館給他送行的樣子。當時，他很羨慕同學，說他“自由了”，從此可以不用聽“父母管教”了，同學卻很悶悶不樂，說：“自由個球，我是去服兵役。”他說：“服兵役總比在家裏當乖孩子好。”大家一致讚同他的說法，碰著滿溢的啤酒，用還在變聲期的稚嫩聲調說：“是啊，無論如何，遠走高飛多好啊。”當時，肯定沒任何人能想到，幾年後，另一個人也遠走高飛了，卻是上北京，當了和尚……
紅芳的弟弟紅兵是一個老老實實的鄉下孩子，聲線裏透著老實和呆板。可乘有印象，那一帶人，出門遠行時，總把整座大山都放在自己的口音裏，開口說任何話的時候，那底音首先暴露了整整一個地區的哀涼，當然，更多的時候，會被聽成鄉氣、頑固和狡詐。紅兵是自己開車來接他們的，一個小四輪，載著他們，從車流和人縫裏艱難前行，很快就過了渭河大橋，渭河裏的那麼一股子涓涓細流叫成小溪也無妨，可乘差點說：“渭河裏的水，比幾年前小多了。”話沒出口，想起自己得裝成北京人，是第一次來到古代秦州、今日天水。紅芳事先肯定告訴家裏人了，所以紅兵並不打問“姐夫”的來曆，隻顯得敬愛有加，一路上相當熱情地給姐夫介紹天水的地理人文：
“李世民是我們天水人。”
“杜甫在天水住過八個月。”
“潘石屹是我同學的叔叔的同學。”
“古秦州酒很好喝，到家陪姐夫多喝幾杯。”
……
可乘和紅芳對視一下，紅芳大聲對弟弟說：“你姐夫不喝酒不吃肉！”紅兵一聽，立即反問：“不喝酒不吃肉？總不是和尚！”幸虧紅兵開著車，沒看見車廂裏的兩個人立即驚呆了，像兩個大騙子一出手就被戳穿了。
“北京流行素食，你懂個屁！”紅芳說。
“不吃肉不喝酒，待在北京有啥意思！”紅兵回了一下頭。
“你快把車開好！”紅芳喊。
可乘看兩邊，陡峻的山體，一麵有很厚的積雪，一麵卻光禿禿。紅兵手中的小四輪，像公園裏的過山車一樣，隻是瘋跑，轉彎時都不減速，哪兒危險往哪兒跑，還時不時回頭說話。紅芳一手抱緊孩子，一手抓緊車沿。可乘雖然表麵平靜，心裏也是十分緊張的，有幾次甚至連連祈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可乘記憶中的渭水峪在渭河邊上，從天水扒上一列貨車，沿著渭河過三個站就到了，第四個站就是水果之鄉渭水峪。紅芳所說的渭水峪顯然是另一個地方，在天水過了渭河大橋之後就一直向北，向北，那裏正是天水市民稱之為“北山”的區域。某人介紹自己是某地人，天水市民總會習慣地補充上一句：“噢，北山上的。”輕視、敬畏、憎恨、警惕等等意味合而為一的口吻。北山一帶人，由於條件艱苦、出身貧寒，常有一些相似的性格，如喜抱團、能鑽營、謊話多、精於算計、拚勁十足……所以，各行各業都有北山人，而且表現出眾，天水官場更是以北山人居多。所以，“北山上的”四個字就實在意味深長了。此刻的可乘，還是第一次進入從小就熟悉的北山深處。
“我們這地方，山得很！”
紅芳似乎看出可乘在想什麼，喊著說，有些臉紅。前幾個字是普通話，後幾個字不由自主變成家鄉話。不用解釋，可乘自然明白，“山”是一個形容詞，兼有貧窮、偏僻、土氣、粗魯等等意思。可乘心裏突然有了一種無關貪歡，也來不及彷徨的愛意，伸手把紅芳大方地攬了過來，緊緊地摟在懷裏，紅芳並沒感到驚奇，迎合著，將頭偎在可乘肩上，與他腮對腮地看著前方。可乘暗暗鬆了一口氣，因為，接下來的戲變得好演了。他一直沒忘記自己是一個演員，而首要的責任是別把戲演砸了。
“渭水峪的地盤不小。”可乘說。受紅芳影響，可乘也改為家鄉口音。紅芳急忙向他吐舌頭，暗示他：“你隻能說北京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