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
今天的孩子已有能力影響成人世界
當一向自以為是在家裏為長為師慣了的父母們在自己的孩子的指點下“怯生生”地打開電腦，移動“鼠標”，或學富五車的大學教師、經驗豐富的管理幹部被自己上中學或小學的不起眼的孩子問得“一愣一愣”時，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親子之間的關係確實在發生著一場“革命性”的變化。
這種變化之所以能夠稱之為“革命性”的，是因為它毫不留情地“顛覆”了幾千年中形成的“父為子綱”的親子關係，將我們社會中原本的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關係不時地倒個個兒。我們知道，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不論社會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不論文化傳承和社會化的內容有何不同，其傳遞方向和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角色總是固定不變的：就文化傳承的方向而言總是從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與此相應，在家庭內部，親代總是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子代總是扮演被教育者的角色。親子兩代在生物繁衍鏈條上的前後相繼性，決定了雙方在社會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會教化過程中的“父為子綱”稱得上是一切文明社會文化傳承的基本法則。
但是，上述法則及其天經地義的合理性在近代以來逐漸開始麵臨挑戰。
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從宏觀背景而言，社會變遷的加劇，新事物和新規則的層出不窮，使父輩原有的知識、經驗甚至價值判斷喪失了解釋力和傳承價值；從內在原因而言，兩代人在了解和接受新事物方麵存在著差異。麵對同樣急劇的變遷，父輩常常受到傳統和經驗的束縛，年輕一代則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對年長的一代來說，當出現與舊有的經驗不一致的新知識時，新知識可能被視為是怪異的；但對腦袋裏根本沒有舊框框的年輕一代來說，新知識則是天經地義的。除此以外，年輕的一代好奇心強、吸收能力快以及現今的正規教育打下的基礎牢（所有的父母都承認，他們當年上學學的那點東西起碼比現在的子女落後好幾個學年），也是他們對新事物能夠很快適應的原因之一。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現象，原本十分優秀甚至擁有世界冠軍頭銜的球員，會因為無法適應新製定的比賽規則名落孫山，而那些名不見經傳的新手此時卻常常會脫穎而出。今天的世界也好像是一個巨大的賽場，在這個賽場上角逐的真正對手是年長的一代和年輕的一代，在新變化和新規則麵前，年長的一代常常茫然不知所措，而年輕的一代卻順應良好、運用自如。
親子衝突的出現，預示了單向的由父及子的傳統社會教化或文化傳承模式的危機。由於社會的急速變遷，以及麵對這種變遷親子兩代的適應能力不同和對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親代喪失教育的絕對權力的同時，子代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
中國社會近20年來的變革舉世矚目。它在以極快的速度將年長的一代從傳統帶入現代，使他們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變成現實的同時，也廢棄了他們在前半生中獲得的許多知識經驗。相對於孩子，他們在知識、經驗、觀念等方麵的優勢正在日漸削弱。在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和飛速發展的社會文化麵前，敏感而適應力又強的孩子在許多方麵不僅突破了隻有接受長輩教育才能獲得知識、技能的傳統的社會化模式，而且還具備了對成人進行“文化反哺”（反過來幫助、指教成人）的能力。一位身為大學教授的家長肯定地說，現在父母的許多科技知識、醫學知識以及曆史知識是從孩子那裏來的，現在的孩子對各種社會、文化、生活、消費方麵的信息的了解明顯多於父母。一位從浙江到北京從事個體服裝加工業的父親說：“如果沒有兒子，我們在北京一天也活不下去。我們一不懂北京人的話，二不知道北京人喜歡穿什麼樣的衣服，還怎麼做生意？”即使作為孩子的教師，在科技知識和文化信息方麵不如孩子的現象也十分普遍。一位剛剛從重點大學畢業沒幾年的教師說，學生知道的許多新東西自己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得比較晚。而另一位教了幾十年書的教師“越教越發現孩子知道得越來越多，自己知道得越來越少”。
眾多的事實正在表明，在電視、報刊、網絡鋪天蓋地的現代社會，父母已不再可能是知識、資訊、觀念、技能的絕對權威了。孩子每天都會從傳媒、同伴等廣泛的渠道獲得最新的知識、信息向父母發布，給家庭帶來兼具個人及全球性兩種極端性質的文化。這些文化，無論是個人的還是全球化的東西，對父母來說，都是陌生的，但又是真正屬於現時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