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是當前輿論中的流行詞。從中國媒體和互聯網反映的情緒看，中國人的痛苦感似乎在上升，幸福感則被拆得七零八落。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社會的“痛苦感”是否已經超出了正常範圍？二是可以用來阻止痛苦感上升的工具，有哪些在政府和社會的手裏，有哪些在個人的手裏？
中國人的平均“痛苦感”在上升，這樣的判斷相當普遍。原因或許是，這些年各種矛盾集中爆發，而中國人的期望值和參照係都在上升。大量個人的不如意通過互聯網被放大，影響了更多人對公共環境的感受。社會以往的許多正麵評價被扯碎了，很多負麵評價紛至遝來。
但如果說中國人的“痛苦感”很出格，已經處在“無法忍受”的邊緣，則是誇張的。皮尤及中國國內調查機構的多項研究表明，中國人的“樂觀態度”仍處在世界各國的較高水平上。中國不是個“憤怒的”、“革命前夜的”國家。
中國的龐大既是某個具體痛苦的放大器，也像是各種問題和情緒的緩衝器。很難說中國公眾對各種壞消息究竟是越來越不適應，還是越來越適應。要求國家解決個人不幸的媒體呼聲經常很高，現實生活中真正放棄個人努力的卻很少。勤奮、刻苦的奮鬥精神深深紮根在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麵，要求社會為個人負責仍遠非大眾的普遍訴求。
政府確應該承擔起減少社會痛苦的公共責任，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給社會以理想和希望，鞏固大眾積極向上的心態。中國人應該有幾個基本的相信：相信下一代會比自己這一代過得好，相信城鄉的未來（包括城鄉麵貌、交通、生態環境等）會比今天好，相信自己這一輩子會越過越好，而非越過越糟。人們還需相信，這個國家會越來越民主，官員腐敗及社會不公平等會逐漸減輕，而非日益嚴重。
必須指出，在“共產主義”這樣的政治目標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之後，民族的理想及公民個人理想最大限度的契合變得至關重要。換句話說，中國人需要相信這個國家終將“崛起”，還要相信這個民族目標對實現個人幸福是有益的。
但國家不可能消除個人痛苦感的全部成因，個人的悟性和豁達永遠是重要的。社會夾在政府和個人之間，輿論的態度對個人形成生活感受常常是關鍵性的。
在中國這樣快速成長的國家，輿論應推動並監督政府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同時鼓勵每個人承擔起對個人幸福應盡的責任。政府對個人理想創造的公共環境常有不足之處，輿論應對環境的缺陷采取嚴厲，同時也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現在的問題是，一些媒體人認為，輿論應永遠站在相對弱勢的個人一邊，並將這個站位擺上了道義的高度。有的媒體不僅是個人與公共利益及公權力衝突的支持者，而且成為鼓動者。
減少社會的“痛苦感”，既應抓問題的“本”，也應觸輿論的“麵”。既應對解決難題主動有為，也應引導社會對新環境、新矛盾的適應。中國不能任由社會的“痛苦感”蔓延，但我們也決非能把大多數問題全都擺平。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做不到這一點。保持社會的前進或許最重要。前進常常是化解、淹沒各種問題和痛苦的神奇過程。
（2011.11.23）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