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
《九歌》原是流傳於江南楚地 的民間祭神樂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來。共十一篇。包括《東皇太一》《東君》《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從內容上說，《九歌》以描寫人神愛情為主，也表達了對神靈的讚頌和祭者的虔敬 之情，還描述了陣亡將士的勇烈悲壯。
《九章》：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組抒情詩歌的總稱，包括《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
較之《離騷》具有更多的紀實性，藝術上主要采取直接鋪敘、反複抒寫的手法，所表現的情感較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則略遜於《離騷》。
經學：
經學是以經典的箋注、闡釋為基本內容的學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研究《詩》《書》《禮》《易》《春秋》這五部經典的經學進入官方教育領域，與官員選拔相關，成為漢朝意識形態重要組成部分。經學與漢代文學相互聯係，彼此滲透，雙向互動，同時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騷體賦：
騷體賦是西漢辭賦的兩種基本體式之一。因屈原《離騷》而得名，繼承了楚辭的抒情性、鋪陳的表現方法以及楚語“兮”的標識。以哀婉為基調，重在詠物抒情，近於抒情之“辭”而非體物之“賦”。
散體賦：
散體賦又稱新體賦、散體大賦，是漢賦的主要代表，居於主流地位。散體賦的形成受到了《詩經》《楚辭》以及戰國策士說辭的影響。結構上，散體賦采用主客問答和卒章顯誌的基本形態。風格上，散文化傾向嚴重，尚鋪排、敘述，辭藻華麗。代表作家有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王褒、揚雄等。
七體：
西漢枚乘的《七發》以敘事寫物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體賦，標誌著漢賦主客問答與卒章顯誌的體製的正式確立，是散體賦成熟的標誌。《七發》敘七事以成文，這種體式的賦成為一種專門文體， 號稱“七體”，各朝作家時有摹擬。
發憤著書說：
司馬遷經曆磨難後，通過著書抒發心中的抑鬱和不平。他不再把修史僅僅看作是總結曆史，而是和身世之感聯係在一起，在許多人物傳記中寄寓感慨，《史記》是其抒發憂思憤懣的著作。同時，發憤著書也與其經世濟民的士人情懷相連，他要通過“立言”來成就功業。
互見法：
司馬遷在寫作《史記》人物傳記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或者考慮到某一篇傳記中人物性格的統一性，或者出於表達某種思想傾向的需要，常常采用各篇章之間互見詳略、彼此補充的記述方法，後人稱之為“互見法”。司馬遷在使用時，有時在文中明確點出，有時不明言而實際上在運用。
《漢書·藝文誌》：
《漢書·藝文誌》是中國最早的史誌目錄，是東漢班固在編撰《漢書》時，根據劉歆《七略》編訂而成，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漢書·藝文誌》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係統性的圖書目錄，開創了正史藝文誌即史誌目錄的先例，對後世影響極大。
漢樂府：
漢初，朝廷設有“樂府令”，負責掌管音樂。武帝時出於製禮作樂的需要，正式設立了樂府機構。它除了組織文人創作朝廷所用的歌詩外，還廣泛搜集各地歌謠。它製作和搜集整理的詩歌，後世就叫“樂府詩”，或簡稱“樂府”，樂府便成為一種與音樂有關的詩體名，對後世詩歌產生了重要影響。
《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最早見於梁代蕭統所編的《文選》。由於不知道它們的作者和確切時代，因此統稱為“古詩”。它們不是一時一地所作，作者也不是一人，但有著相近的風格。《古詩十九首》言淺意深，富於表現力，標誌著五言詩的成熟，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成為後代詩人學習和模仿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