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女性的人生鋪陳，是廖輝英直麵現實的切入點。在價值觀念不斷變遷、道德規範青黃不接的社會轉型背景下，廖輝英將女性感同身受的婚姻結構、家庭模式、愛情觀念、事業前程，角色衝突等一係列問題作為觀照對象，寫出了台灣婦女從傳統女性到現代女性之間角色轉換的難題。
廖輝英在《今夜又微雨》一文中指出：身處轉型期社會之中的現代男女，“不僅自處艱困，相處也有或明或暗，如此那般的危機。對紅塵兒女而言，一切皆在不安定的轉換與錯亂之中紛擾，於是，個別行為，通常也有意料之外的非常情表現。所以，現代男女，其實必須飽受傳統例行與現代專有的雙重磨難之煎熬，無疑苦過從前那些世代的男男女女。”活動在這個社會變遷時代舞台上的台灣女性，麵對時時可能發生的人生變數和紅塵劫難，不管是與男性一爭高低的事業女性，還是依傍男性、走上情感“不歸路”的“窗口女性”，或是曆經千難百折、掙紮出婚姻誤區的自救型女人，她們都在個人與社會、女性與男性、事業與家庭、動蕩與守成的兩難選擇境地中，演示了自己人生與情感的滄桑。
在離婚率直線上升的台灣當今社會裏，婚變、外遇帶來的情感危機與生存擱淺，造成了足以顛覆女性人生的致命創傷。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帶來女性角色的多元化，男性更有機會將他們接觸到的社會女子與留守家中、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婦相比較，婚姻的冒險與欲望的誘惑機會自然增多，加之“離婚丈夫無庸承擔贍養費，孩子又多半歸屬丈夫，這使男子更加有恃無恐，也間接助長了婚外情第三者爭奪的雄心。”在這種情感變異的過程中，女子或為婚變的受害者，或為外遇的介人者，角色雖然不同，卻都難以逃脫男權傳統束縛下的犧牲者的命運。對於李海萍（《愛與寂寞散步》）這種經濟依附型的家庭主婦而言，小時候生活在父親的家，長大了擁有丈夫的家，自己全部的生活就是丈夫、孩子、家，從來沒有想到為自己留下一片天空。一味籠罩於男性主體的話語之下，李海萍將終生幸福維係於丈夫，卻不料丈夫感情出軌，並決意鑿沉家庭之舟來成就婚外戀。婚變中的李海萍不僅在財產分配、孩子監護等方麵得不到公平待遇，還被人們指責為“連一個丈大、一椿婚姻都保不住”。更可悲的是，大禍臨頭，李海萍才發現自己紅顏已老，身無所長，淪陷於情感與生存的雙重困境。經曆了萬念俱灰、痛不欲生的生命低穀，李海萍終於在人生的挫敗中慢慢抬起頭來，由渴望他人救助走向自我救助，在複出社會工作的過程中爭取到生存的權利、自立的信心。從一個擺地攤賣衣服，屢屢虧空的小販，到“亦然”飲食店任勞任9的服務1，再到“人傑災隕孕俱樂部”盡職盡責的職1，最後成為栽報婦女版精明幹練的主編，李海萍以一個能做自己的主人、能心智成熟地承受生活寂寞、能把小愛轉化為人間大愛的形象，走上了婚變女性衝出重圍、自我拯救的人生之路，也詮釋了情感滄桑中女性從經濟獨立走向人格獨立的某種心路曆程。
我們必須看到的是，比起現代子君的愛情悲劇，當代“娜拉”們從家庭中的再度出走或愛情重建，肯定是以經濟獨立的追求作為前提的；然而，經濟上的獨立並不意味著婦女解放的全部，沒有了人格精神的自立自強，既便能獨立生存的女性也仍然走不出渴望依附男性的人生誤區。《不歸路》中的李芸兒、《窗口的女人》中的朱庭月，就是這種經濟地位與人格精神發生錯位的女性。台灣當今婚變現象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晨妻、午妻、周未妻、出差妻，形式愈多的婚外情，造成愈多9偶，也造成更多等待的女人。”那些在自己的窗口等待別人丈夫的女人，其人生尷尬與自我迷失，其心理變異與人性沉落，不僅破壞了別人家庭的幸福，也往往釀就自身的情感苦酒。在《不歸路》這部頗為轟動的小說中，24歲還未嚐過戀愛滋味的李芸兒，出於無法排遣的寂寞，她結識了已有家室的中年男子方武男，不久便落入圈套成為他的情婦。麵對自私卑劣、把女性視為逢場作戲的玩物的方武男，出於向男人托付終身的傳統8望，李芸兒為乞討一個“黑市夫人”的地位而苦苦掙紮，她始終執迷不悟，乃至葬送了十年青春。《窗口的女人》中的朱庭月，因為愛情失意，婚姻無望，便不擇手段地勾引有婦之夫何翰平，並欲通過懷孕生子來為這沒有保障的婚外情注入再生新血，以下一代來和發妻分庭抗禮，結果導致了家庭舊婦與新族情人或死或傷的生命悲劇。無論是柔弱不幸的李芸兒，還是飽嚐失婚痛苦，又去破壞別人家庭的朱庭月，男性中心情結的苦苦纏繞，使她們的經濟獨立價值大大打了折扣，職業女性應有的生存基礎並未帶來人格精神的獨立。在窗口等待別人的丈夫、靠依附男人來渡自我情感之舟的生活方式，本身就顛覆了職業女性的自立形象。總之，自我人格精神的迷失，使她們擺脫不了女性依附男性的因襲的精神怪圈，而隻能走上失卻自我、情感畸變的“不歸路”。廖輝英以這些“窗口女人”的形象提醒人們，生活於今日社會的女性，如果不煉就獨立的人格，樹立自尊、自愛、自強、自立的女性意識，就不可能爭取徹底的女性解放，獲得真正的愛情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