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本以母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與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不少息，而疊遭家故，猶望終製，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訛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銜致被指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吳敢把一層窗紙戳破，說曾國藩本應在家守孝，卻出山，是“有為而為”。上給朝廷的奏折有時不寫自己的官銜，這是存心“要權”。
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麵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麵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歧、黃河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所采取的政策，有失偏頗，朋友的規勸，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到自己在修養方麵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事方麵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
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了由於改變了處世的方法而得到的收獲，“兄自問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40歲以前遇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國藩從官有年，飽曆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漸疏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嚐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肮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
經過多年的實踐，曾國藩深深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官，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成熟與世故了。
然而，認識的轉變過程，如同經曆煉獄再生一樣，需要經曆痛苦的自省，每當曾國藩自悟昨日的是與非時，常常為追憶昔日“愧悔”的情緒氛圍所籠罩。因此，在家守製的日子裏，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
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入深深的自責。在其後的家信中，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他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寫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複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征。”
1859年1月6日，曾國藩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錙銖細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鬱悔恨之懷。”在經曆了一段時期的自省自悟以後，曾國藩在自我修身方麵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複出，為人處事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因此，我們要視名利為煙雲，當名利場中的過客，萬不能因名利而高人一等。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麵：
首先，對於不屬於自己應得的名和利，絕不可要，否則，在日常生活中，做一個沽名釣譽者，即便能暫時獲得某些大紅大紫的得意和快意，日後真相大白時，也必有無窮無盡的煩惱接踵而來。
其次，對於那些勉強可以得到的名和利，要有一種謙讓的精神，將其推讓與其他人，這既會增加同事間的友好關係，又是個人具有自知之明的一種表現。
再次，即使是自己應得的名和利，也要善於將其化為前進的動力，絕不能使之成為人生的負累、前進的阻力，也不能把名利當做炫耀的資本。我們知道，滿桶水不響，半桶水晃蕩，絕不能作“半桶之水”！須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功成名就需要一種謙遜的態度，自覺地在名利場中作看客，開拓廣闊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