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需要思考了。
日本有一個黑白大師。叫做黑澤明。他的《羅生門》就探討了事情的真相問題。他沒有刻意地得出“事情的真相是模糊的”這樣一個結論。可是，他用不同人的眼睛和語氣講述同一個片斷時的客觀和思考，讓所有的人眼睛一亮。
他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事情，角度不同，總會有不同的答案。
我又想到“蘋果是藍色的”這個悖論。
有一個從遙遠地方趕來的人，他從來沒有見過蘋果。他來參加一個聚會，結果，當他看到蘋果的時候，發現，有一束藍色的聚光燈打在果盤裏的五隻蘋果上，那蘋果的藍顯得真實和安靜。於是，他大發感慨，說，原來蘋果是藍色的。
是啊。蘋果是綠色的，這是我們見到過蘋果在樹上的模樣。可是，對於一個從未見過蘋果的人來講，藍色燈光下的蘋果，就是他所見到的全部真相。
真相就是這樣模糊。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那個看到藍色蘋果的人。因為，我們都處在一個局部的曆史階段當中。
二十年以後，我們會發現，我們被時代或者周圍的世界騙了。這是多麼悲傷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作為一個小說寫作者，一定要想辦法使自己站得高一些。一定要想辦法把那個情色遊戲打爆，要脫下那個女孩的衣服。
這是我們獲得真相最切實的方法。
寫到這裏，我忽然特別想閑扯。
我想到一個獲得真相的途徑，這也正是我這兩年的閱讀所做的工作，那就是看書信。
我看了兩年的魯迅書信集，我知道魯迅和沈從文是如何矛盾的，魯迅和顧頡剛為什麼吵架，魯迅和許廣平是如何好上的，魯迅在廣州是如何開書店的，魯迅和高長虹是如何鬧翻的，魯迅和周作人是如何老死不相往來的。
所有這些都是真相，雖然依舊是模糊的，但，這些書信讓我看到打開世界的另一扇窗子。
我甚至想過，通過書信來往的方式寫作一個長篇小說。
但那需要詳實的閱讀積累和人生積累。所以，我隻是在這裏慷慨地計劃一下，並沒有決心實行。
書信是一個窗口，打開來，透透氣，可以看到停泊在過去曆史中的真實的笑臉或者雲彩。但是，並不曲折，甚至它過於片斷、隱約、朦朧、隱私和殘缺。
所以，小說又有了舞台。
前幾天，我看到一篇關於畫家鬱風的文字。
鬱風是著名畫家潘玉良的弟子。當然，她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是著名作家鬱達夫的侄女。
鬱風對別人說：潘玉良長得特別難看，因為太難看了，沒有學生敢去選她的課，一個也沒有。鬱風是偏執狂，看哪個老師的課沒有人選，她才專門去選。所以，她成了潘玉良唯一的弟子。
（這個唯一在這裏有些膽怯，我沒有查證。我最愛幹這樣的事情，為了討好自己，用一些誇大其實的詞語來自我蒙蔽。）
我當時看到這個片斷的時候驚呆了。潘玉良，中國著名的畫家，作過妓女。哪能不漂亮啊。
可是，她的學生不會說謊的。
有時候，曆史真相愛和我們的猜測開玩笑，它沉著、冷漠，卻會在我們不經意地時候突然熱情，出乎意料。
而小說的寫作者，正是伴隨著這些出乎意料的事件真相成長、延伸。
小說要截取片斷，同時又要補充片斷。要刪除多餘的、繁瑣的、平庸的生活片斷，又要增加規律的、細密的、動情的生活的片斷。
小說永遠是加減法並用的一種記憶方式。把不同人的人生經曆放在同一個人身上，那就是加法。把一個地點上發生的很多故事都忽略不計，隻寫出一個小而又小的場麵，那就是減法。
《六十七個詞》用了大量加法。
在這個文本裏，我試圖還原一個人的記憶真相。
我試圖往真實的生活裏加入大量的幻覺，我甚至試圖用幻覺打敗真相。
但是，作為寫作者，我沒有忘記用小說思考一件又一件事件的真相，我最後清醒地意識到，不管多麼用力地把一個想象的畫麵變成現實，但現實中，它依舊是模糊的。
模糊主義。
有一個人在樓下拉小提琴。另一個人在樓上罵他。後來樓上的人死了。樓下的人再也不拉小提琴了。他覺得沒有了相互陪伴樂趣了。
這是毛姆的個小說情節，同時也是我思考一個事件的結果。如果一個壞的情節消失了。好的東西存在的價值就沒有了。
而且，好和壞本身就是模糊的。
對於一頭牛來說，草是最好的東西，而對於莊稼來說，草是不好的。
我要說的是：把草從莊稼地裏拔出來，想辦法給一頭牛。這是小說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