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辯，也稱辯論，是交際雙方就某一問題所做的正誤之爭，是一種語言直接對抗的形式。它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人際口語交際的方式之一。具體到談判活動中，它就是談判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所進行的爭論。在談判中，掌握了論辯的藝術可以讓你將對手的觀點輕易地駁倒，從而迫使對方改變條件。贏得談判的勝利。
當然，談判是不提倡論辯的，論辯給人的印象往往是帶有“敵意”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論辯不利於談判的進行。但是，既然談判是利益之爭，雙方產生分歧也是在預料之中的，那麼進行論辯也就是難免的了。
談判中論辯一般發語迅速
論辯和寫論文不一樣，它沒有充分考慮、準備的時間，雙方你來我往，唇槍舌劍，反饋和發語都要非常迅速。迅速，不僅是為了能夠“趁熱打鐵”，展開自己的論點，擴大自己的戰果，而且也是為了抓住對方的“把柄”，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以有力的反擊。
中美知識產權談判是中國入世談判中一項重要的專題談判，為此，當時的外經貿部副部長吳儀率團飛往太平洋彼岸。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代表突然語出不遜地說：“我們是在和小偷談判”。事關國家尊嚴，容不得半點猶豫，吳儀接過話頭，發語迅速地回敬說：“我們是在和強盜談判，請看你們的博物館裏的展品，有多少是從中國搶來的。”這種辨析與校正對於談判雙方冷靜地回到實質性問題上的商談是很重要的。
論辯最好有論有辯
論辯和演說不同，演說隻是按自己的準備講下去；論辯則不同，不隻是要維護自己，還要反駁對方。所以論辯有它獨有的特點：有論有辯，論辯結合。請看下麵的例子：
我國從日本三菱汽車公司進口5800輛FP-148貨車，使用時普遍發現嚴重質量問題，蒙受巨大經濟損失。為此，向日方提出索賠。雙方在北京舉行談判。
首先是關於卡車質量問題的交鋒，這場辯論分三個層次展開：第一是雙方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第二是損壞程度，第三是責任歸屬。
日方深知，FP-148汽車質量問題是無法回避的，他們采取避重就輕的策略，在敘說車輛質量問題時突出非關鍵部位，例如，他們承認汽車輪胎炸裂，擋風玻璃炸碎，電路有故障等。對關鍵部位則用詞謹慎，例如，有的車架偶有裂紋，鉚釘時有震斷等。中方代表聽後立即判斷出日方是在為索賠金額的大小留下伏筆，因為對質量問題嚴重程度的認識和描述是索賠金額大小的基礎。於是便立即有論有辯，辯論結合地說：“貴公司的代表都到過現場，親自察看過，經商檢和專家小組鑒定，鉚釘非屬震斷，而是剪斷的；車架出現的不僅僅是裂紋，而是裂縫、斷裂！而車架斷裂不能用‘有的’或‘偶有’，最好還是用比例數來表達，則更科學準確……”在這場辯論中，中方辨析、校正準確，立論有據。
這時，日方采用模糊界域的手法說：“不致於損壞到如此程度吧？這對我們公司來說，是從未發生過，也是不可理解的。”對方企圖以退為進，以情代理。我方則不在這些問題上糾纏，而是出示證據，拿出商檢證書說：“這裏有商檢公證機關的結論，還有商檢拍攝的錄像……”這種以立代駁的方式取得了辯論的特有效果。
在質量問題的歸屬上，日方再次巧妙地推卸責任說：“這批貨車出現的質量問題確實嚴重，這是我們對貴國道路狀況的實際情況考慮不夠……”這段講話，看似自責，實際上是從低位發起的新一輪進攻，而且是對關鍵性部位的強攻。如果將日方語言的裝飾性部位去掉，其核心部分就是一句話：“質量問題是由於中國路況惡劣造成的。”這一觀點一旦成立，當然就不存在索賠問題了。中方看出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立即論辯結合地回敬說：“不，在設計時就應該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因為這批汽車是專門為中國生產的。至於我國的道路情況，貴公司在設計前就曾派專家組來中國進行過專門的實地考察，我們有充分理由否定那種屬中國路況不佳所致的說法……”
最後的結論當然隻有一個：FP-148貨車損害屬設計和製作上的質量問題。至此，索賠才算成立，餘下的問題就是討論賠償金額的多少。否則，索賠隻是一句空話。
論辯要論述嚴密
論辯是不同觀點的人用言論作直接的對抗，一方麵要求思路清晰，觀點正確，論述邏輯性強，而且論據充分有力，整個發言應該自始至終沒有破綻，不給對方以可乘之機；另一方麵，無論是招架，還是還擊，都不能失去原有的邏輯套路，不能因對方的批駁、逼問亂了陣腳，被對方牽著鼻子走，弄得自己的說理漏洞百出。
中國民航從英國購進的三叉戟飛機用的發動機——斯貝發動機故障頻繁，負責斯貝發動機監修的薛工程師被授權參加向英方提出索賠的談判。在談判前，中方做過認真的調查，由於斯貝發動機葉片存在設計缺陷，曾進行過一次稱為2848的改裝，談判就從2848的改裝切入，核心問題是“發動機葉片是否存在設計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