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碳排放的數量會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增加。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無論是從直接的能源節約來看，還是從碳足跡的角度分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都會出現下降的趨勢。通過創新引發的技術進步究竟為什麼會導致資源效率的提高，一直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問題。鑒於我國的經濟總量日益增大，特別是在中國成為世界碳排放超級大國的情況下，國內外的眾多學者從技術進步的角度，對我國的碳排放問題進行了較有深度的研究。例如，有的學者發現“技術進步能夠有效地解釋我國在20世紀80～90年代碳排放強度的降低，在這10年間，58%～85%的能源節約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還有的學者從更長的一個時間段考察了技術進步對我國能源強度的影響。例如，國內有學者通過拉氏因素分解法說明了“1980～2003年間，中國宏觀能源強度降低的決定因素是技術進步”。
創新引起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導致稀缺資源消耗的減少。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技術決定著人類社會的未來。回顧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每一次重大的轉折無不是因為科學技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技術進步決定能源的未來，人類社會最終能否徹底擺脫能源短缺的困擾，起決定作用的隻能是科學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如果人類社會能夠將太陽能轉化而來的電能大規模地存儲起來，那麼人類的能源難題就會得到根本的解決；如果人類能在生物質能技術上取得實質性突破，那麼生物質能源的利用就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給人類社會。
實際上，科學技術的發展遠不隻是解決能源短缺的問題。保障能源供給固然意義重大，但低碳經濟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它的精神實質是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提高“資源生產率”。人類社會遇到的難題絕不僅僅是能源短缺。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使我們幾乎遇到了所有生產要素供應不足的問題。人力資源的短缺、土地資源的匱乏、各種生產資料的供不應求，甚至傳統觀點上認定的隻有使用價值，而沒有交易價值的空氣也變得稀缺起來。正是這一係列的短缺，使得低碳經濟生產方式受到各國的推崇，原因就在於低碳經濟追求的是提高“資源生產率”，即節約一切與人類社會發展有關的資源要素，用盡可能少的投入獲得盡可能多的產出。“低碳經濟作為一種生產方式，最基本的內容是在發展的前提下節約一切稀缺的資源，即提高“資源生產率”。通過“資源生產率”的提高，實現了經濟學所追求的基本目標：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
盡管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差距，但在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能源效率的問題上，發展中國家也並非一無是處。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在減少碳排放問題上存在著收入與資本兩大效應。“收入效應”指的是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水平越低，其能源的替代性越小，二氧化碳減排所導致的效用損失越大，在減排過程中會處於不利地位，即減排所帶來的效用損失隨著人均GDP增長而下降。“資本效應”在發達國家表現的較為明顯，通常發達國家資本的存量較高，同時各種技術應用成熟，再想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能源效率難度較大。與“收入效應”正好相反，在這裏減排的效用損失會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即減排的“資本效應”。
根據減排的“收入效應”與“資本效應”的原理，我們發現在資本存量低的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空間要比發達國家更為廣闊。這也是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路線圖，發達國家要借助CDMA的方式到發展中國家實現自己減排目標的主要原因。因此，從減排成本的角度考慮，發達國家通過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技術水平降低能源消耗，要比它們在自己國家內減排付出的代價小得多。換句話說，發展中國家在提高資源效率時支付的成本較低。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節能減排上還有一個獨特的優勢，這就是我國的經濟總量足夠大，在減排問題上也存在著規模經濟效應。已有的研究表明，“經濟總量是影響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通常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會與它的能源強度成反比”。這一結論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得到了驗證。例如，上海、北京、山東、浙江等省份的經濟總量在我國位居前列，在很多年份，這些地區的能源強度是小於1的，而一些經濟總量位於末位的幾個省份，如貴州、寧夏和青海的能源強度則比上述經濟總量大的省份高出若幹倍。
創新，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製度創新，都是要承擔風險的。因此，能否容忍創新中必然出現的失敗，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屬於“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指標之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對創新的理解是：“創新是一種對新技術、新思想、新製度，乃至風險和失敗都抱歡迎態度的行為方式，這種行為方式一旦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廣泛推崇的理念，特別是這種理念滲透於企業經營行為之中的時候，就會激發出經久不衰的發展動力。”由資產階級發動工業革命就是最典型的創新事件。這正是經典作家在剖析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後得出的結論：“資產階級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卡爾?馬克思可以被認為是最早認識到技術創新是經濟發展與競爭的重要推動力的經濟學家。因創新而引發的技術進步對一國經濟的增長所起的作用，無論怎麼估計也不過分。“資產階級在其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用美國學者F·M·謝勒在的觀點，馬克思不同於19世紀中期其他的經濟學家，他察覺到資本主義基本的天才在於它能夠把資本積累和不斷的技術創新結合起來。內森?羅森伯格在《技術進步的曆史編年學》一文中也指出，熊彼特正是在馬克思有關技術進步在長期增長中的核心作用和有關技術進步的連續性質以及演進性的發現中得到了有關技術創新的最初啟示。 當然除了技術創新外，製度上的創新也會對低碳經濟模式的建立產生難以低估的影響。按照諾斯（Douglass C. North ，1994）的解釋，製度就是社會遊戲的規則。這個規則的範圍極為寬泛，大到一國的憲法，小到一個班組的規章，均屬於製度範疇。通過規則的改變，即製度創新，稀缺的資源會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並最終體現在碳排放的降低上。技術創新，包括製度上的創新，對低碳經濟的影響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1技術創新與能源效率
為實現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最主要的環節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在這裏，我們之所以強調的是“提高能源效率”，而不是“降低碳排放強度”，是因為考慮到我國特殊的資源稟賦。以煤為主的中國能源結構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上不具優勢，與以油為主的發達國家相比，即便我們與其擁有同等的能源效率，在碳排放強度上還是會遠高於它們。但是，隻要我們能夠通過技術進步提高能源效率，就是為解決人類的氣候問題做出了貢獻。我國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要想實現我國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我國在降低能源強度上的貢獻率必須達到80%”。已有的證據顯示，要做到這一點還是具有可能性的。2009年麥肯錫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指出，“中國2008年80%以上的節能是通過技術應用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