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實行科舉製度，幹脆把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作為入仕的標準。這樣，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他們在政治領域忠於君主，在私家生活層麵尊從父兄，在道德領域則皈依聖人。儒家文化的學術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國知識分子，身為社會的領頭羊，卻經曆了為時二千年的頭腦格式化。這種格式化，到明朝時宣告完成，標誌便是考試內容——四書五經、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參考書——以朱熹的注解為惟一正確答案——三者的統一與固定。
據說法國科學家約翰·法布爾曾做過一個著名的毛毛蟲試驗，這種毛毛蟲有一種“緊跟領袖”的盲從習性：法布爾把若幹個毛毛蟲放在一隻花盆的邊緣上，首尾相連接，圍成一圈；花盆周圍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蟲喜歡吃的鬆針。毛毛蟲開始一個跟著一個，繞著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個小時過去了，一天過去了，毛毛蟲們還在不停地轉圈兒，一連走了七天七夜，終因饑餓，力盡而死。明朝時的知識分子，又何嚐不是毛毛蟲的狀態呢？他們所謂的勇氣，也隻是緊緊跟在權威的身後循序而行。如果沒有權威，他們就會造出一個，然後頂禮膜拜，魚貫而行。他們讀聖賢書，走聖化路，做聖人之徒。他們從不會討論製度本身的合理性，他們所有的任務，就是證明現存製度的合理性！
【三】古已有之的文字獄
實話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境遇與法布爾的毛毛蟲實驗並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脫離了毛毛蟲們爬行的軌跡，他們不但遇不上鬆葉，過不上所謂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們可能活不過七天，會立即斃命，而且是以一種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說儒學政治化打斷的是知識分子之膝蓋的話，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則給知識分子戴上了緊箍咒。
秦皇的“焚書坑儒”，一下子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開文字獄之端。
漢宣帝在文字獄方麵，又有所發明。首先是蓋寬饒案。蓋寬饒喜上書批評時政，大概用的是當今的雜文體，偶而來個小諷刺什麼的。殊不知，聖上最不喜歡的就是文人那些小彎彎腸子。有一次，蓋的奏疏裏出現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宣帝看了不高興，把蓋的奏疏發下，命群臣議罪。眾所周知，漢是知識分子政府，沒想到這些知識分子官僚們很爭氣，從這些話裏讀出了這樣的意思：蓋寬饒想要皇帝禪位！這還了得，所以，沒等到有司治罪，蓋就自盡——自絕於人民了！
宣帝製造的第二樁文字獄案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楊惲也是典型的禦用文人，喜歡揭發別人不忠，終於也被別人揭發了，被免為庶人。做了庶人的楊惲，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騷。家庭裏麵鬧革命，有個仆人舉報了楊惲，宣帝派人搜查，查出了一個關鍵的證據——楊惲給友人的書信《報孫會宗書》。書中自然有些牢騷，最後楊惲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以腰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