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得乎！
道家在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使關己，生不如死。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至於自身安全堡壘的建設，愛誰誰！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儒家執政，雖然奉行著師道的原則，走的卻是臣道的路線——“致君堯舜”，堯舜是個永遠的夢，這夢做了五千年，越做越不地道——若真按儒家對堯舜的描述來比較，我們會發現後世的帝王越來越差勁——典型的黃鼠狼下老鼠，一窩不如一窩嘛！而權術派韓非們的所作所為，甚至比不上貓。貓給老虎授課，還知道留一手防身呢！
沒有有效的體製，那麼再會玩弄權術，也是枉然；再會隱沒，也能引你出洞；再會忠誠，也是愚忠！直到現代，我們的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為自己營造出一個安全自由的堡壘！出洞前東嗅西嗅，探頭探腦，滑稽又可憐。更可悲的是，手掂大棒與鼠夾在洞口實施打擊與攔截的，卻更多的是同類——鼠類自身！
可以說，東西方都有自己的“殉道者”，西方有蘇格拉底和布魯諾等。中國有屈原和文天祥。但區別是有的，他們所殉的“道”是不一樣的：蘇和布殉的是“知識”之道，真理之道；屈和文殉的則是忠君愛國之道，倫理之道。
這裏不論他們殉道的境界之高下，隻論後果：在西方知識分子的努力下，先是有了文藝複興——上帝死了，人活了；後是有了法國的啟蒙主義——君權走了，人權來了，其精神可用伏爾泰的一句話概括：你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韋伯給教師提出一個價值中立性原則——“在大學的課堂上，教師更應該保持自己的價值中立性，要教給學生的是經驗科學的正確結論，而不是自己所持有的價值準則或宗教信仰。教師也不應該用自己的價值信念去影響學生的判斷力，使學生對社會事務的觀察染上價值觀念的偏見而失去客觀性。價值判斷是要宣傳的，但那是政治家、宗教傳教士們的事業，應該拿到教堂或公眾場合去做。”美國走得更遠，幹脆定了個“言論中性”——言論本身沒有對錯之分，也沒有真理與謬誤之分。就連炸白宮這事兒，隻要您光說不練，那麼您隨便嚷嚷。我在大學教書，我們的領導經常給我們打預防針：學術無禁區，宣傳有紀律。領導說得對。隻不過，有時候我搞不清，學術與宣傳的界線！
中國曆史中，士大夫們殉道的也不少，但是收獲不佳——隻收獲了一個忠君愛國！而且愛得稀裏糊塗，君主、國家、政府、民族等概念都分不清楚。典型的思維邏輯是鄉革命委員主任們創造的：你反對我，就是反對鄉政府，反對鄉政府，就是反對縣政府，反對縣政府就是反對省政府，反對省政府，就是反對中央，反對中央，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至如今，有些地方的基層幹部們還在用這一手對付農民：你上訪告我，就是妨礙我仕途，妨礙我仕途，就是妨礙穩定，妨礙穩定——那就反了，抓起來！
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集體趴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