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孔子還算溫情的話，那後世的孟子幹脆就是一根棍子了，罵人罵得好凶。比如楊朱提倡“為我”，主張“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墨翟鼓吹“兼愛”，主張“愛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罵他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幸虧孟子沒有攝相位，否則他殺幾個持異見者，那還不是當畜牲來宰？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儒家學說本身就是一根棍棒，一件凶器。權勢者、執政者，順勢把自己打扮成仁義的化身，站在道德的製高點，向四處掄棒。就連張獻忠殺人，也是拿德性為理由的：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總之，它導致我們非常不好的一個傳統：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學統也是如此：道德評價先於事實評價，曆史課幹脆變成了思想品德課，而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儒家的“學而優則仕”與亞裏多德的“人的本性是政治動物”的觀點很相近，所以儒家在政治方麵的熱情與道家在政治方麵的冷漠恰成鮮明的對比。如果我們譴責道家不負責任的話，那麼，對於儒家入仕的積極，我們就不能一味地加以嘲諷了，譴責消極，嘲諷積極，那我們成什麼東西了？但是不嘲諷，並不意味著放棄警惕與懷疑——我說的是儒家的仁義與道德，以及利用儒家仁義與道德作飾品的惡政與暴政！
權術派
中國文化裏獨有一枝開得很燦爛，那就是權術。上至帝王，下至官僚，都喜歡玩這個。曹操算玩得最妙的——挾天子以玩諸侯。但大多數同誌都玩得不妙，最後把自己的小命兒也玩沒了。比如商鞅，雖然推行的是法治思想，但其思想有個前提——權！也就是說，君主推行法令，必有專權，君尊令行，否則有名無權，法令不行。怕大家不信，商鞅還玩了個“立木為信”的遊戲——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以十金之賞募民移木於北門。民怪之，不敢徙。複賞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得獎賞，百姓始信衛鞅令出必行。為什麼說是遊戲呢？第一，百姓怪之，說明國家政治生活與國人日常生活中缺少這個“信”。第二，商鞅跟國人玩“信”，但是最高統治者可不跟你玩這個，他說你反了，你還真就反了，不反也得反。商鞅最後的結局是車裂示眾。
中國權術的集大成者當屬韓非子。韓是給中國帝王上權術課的最稱職的啟蒙老師，同時也是最有奉獻精神的老師——他自己就是供帝王實習權術時的活道具。韓非雖然是個大結巴，但是茶壺裏的餃子不少，其餃子餡由三種調料調成，計有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韓非批評商鞅“徒法而無術”，批評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勢治”學說，認為君主應該根據官府公布的成文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勢，心中再暗藏諸多機關術，來控製群臣與百姓，以達到天下大治。韓非的文章一下說到了秦皇心坎裏，所以，秦皇對韓非是不見就鍾情：“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為奪得韓非，秦皇不惜兵臨韓國城下，韓王就乖乖地把韓非拱手相讓了。秦皇終於得見此人，問題是，秦皇這樣的統治者，奉行的是殺雞吃蛋之原則。但悲劇之所以是悲劇，並不是因了秦皇的刻薄寡恩，而是韓非的當局者迷。正如司馬遷所說：“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為帝王獻權術，為世人言“身危”種種，卻自己保護不了自己，這算哪門子權術？
韓非的同學李斯發現了一半真理：“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史記·李斯列傳》）這一半真理是：倉鼠與廁鼠是有高下之別的。但是韓非的這位同學，沒有發現最致命的另一半真理：不管倉鼠還是廁鼠，總歸鼠類而矣，命中注定，出洞前要嗅嗅洞口有無危險的氣息，更要兩眼骨碌，兩眼賊亮，時刻準備著逃跑。李斯這倉鼠最終落個腰斬的下場，臨死前，也就跟兒子感歎那麼一句：“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