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死得也很可愛，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齡的老哲學家，被控犯有“不敬國神”、“別立新神”和“敗壞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審判。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以一貫的從容為自己辯護，重申自己的哲學觀點。其後，參加審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決，以281票表決蘇格拉底有罪。根據雅典法律，在判決有罪之後，原告和被告雙方各提出一種刑罰，再由法官表決用哪一種。原告提出死刑，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蘇格拉底表示誠心認錯並提出一種較輕的刑罰，比如放逐，那本來是很容易被法官們采納通過的。但是蘇格拉底拒不認罪，隻是在朋友們的請求與擔保下，才提出以三十個錢幣的罰款作為刑罰，並表示他願意為真理獻身，結果，第二次表決以360票通過了死刑判決。在死囚牢裏，蘇格拉底在朋友們的眼皮底下，從容飲鴆而死。蘇格拉底是一個稱職的牛虻，終於獲得了好多人的討厭，正如他自己所說“就像一個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樣，寧願聽安托尼的話，把這隻牛虻踩死”。這隻牛虻從容地背負著自己的反動哲學，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恒！
再次是顛覆性，所謂的顛覆性，拿龍應台的精神來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裏的一條“蛀蟲‘。龍應台的這種顛覆，既批評體製，又不想置身於體製之外。這是一種體製內顛覆吧。
還有一種是體製外顛覆，典型代表是老莊。如果說在中國曆史上儒家是執政黨的話，那麼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遠的在野派。相對於儒家的一本正經和嚴肅來講，道家就像絕頂聰明又淘氣的孩子。儒家仁啊愛啊囉嗦不清，老莊卻在一旁不時地搗上一句——老子雲：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知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臣。莊子雲：“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候，諸候之門而仁義存焉！”總之，有點哪壺不開提哪壺的搗亂勁兒！
但是道家的這種體製外顛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遠是站在路邊說話，甚至是鑽到深山老林裏說話的。第二，他的顛覆是一種清高，一種自保，甚至是一種逃避。到了魏晉時代，以嵇康為代表的士人還在作顛覆，但是永遠沒有超出老莊的高度。比如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言：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鉤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複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幾，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己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總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間人！與其說是顛覆，還不如說是不合作，頂多是消解，是一種泥漿戰術——為了把別人拉進泥坑裏，自己先跳進泥坑，拉不下來，也要往正統身上蹭點泥漿的，與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文人痞子化，開山鼻祖並不是小王朔，倒應了孔子那句話：其由來漸矣！
也許，正是由於中國知識界內部與外部的顛覆始終沒有超出老莊的高度，所以中國知識界最後才會走進“萬馬齊喑”的死胡同裏。幸運的是，五四運動之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再次揚眉吐氣，曆史還算夠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