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國封建社會，沒有確立個人財產私有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這導致有錢階層缺少擴大再生產的動力與保障，至於有權階層，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社會之財，缺少理性的使用與法律的保障，它除了供有權有錢階層醉生夢死瘋狂消費之外，似乎無其他用處。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分析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因果關係：清教徒不反對合理地獲取財富，隻反對非理性地使用財產——當消費的限製與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產生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資本的積累。很不幸，中國的封建體製恰恰是將消費的無限製與權力活動的自由結合到了一起，其後果就是不可避免的貪汙！
第五，統治階級對官僚集團推行“敬德保民”之教化，但曆史證明，這種教化是失敗的。馬克斯·韋伯認為：曆史上每個統治集團都希望使自己的統治具有合法性，他們追求合法性的手段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強製手段，一種是通過意識形態的調整與灌輸。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兼用兩種手腕，先用武力奪取政權，或者說奪取政權的時候，就搞出諸多“篝火狐鳴魚腹丹書”之類的君權神授來，至不濟，也要搞個出生時“天降流星，祥雲繞梁”的把戲。像劉邦那樣的無賴，居然也是劉大媽在野地裏神龍附體搞出來的。這把戲多了，傻瓜都不信了，何況讀書讀到死的官僚集團？皇家是什麼東西，官僚們心知肚明，所以，當皇家號召官僚們“武官不惜死，文官不愛錢”時，我不知道，官僚們是如何在肚裏冷笑不已的，我隻知道，大家夥兒誰也不傻，導致上層統治者的道德呼喚，撞到了曆史的厚牆之上，我們隻聽到了空洞的回聲！
第六，某種程度上，最高統治者希望手下有點小小的貪心，否則，統治者就寢食難安了。舉兩個例子，一例，《史記·蕭相國世家》載：漢高祖劉邦在前線滅黥布的時候，後方僅靠蕭何一人。蕭何把後方的政治軍事做得非常好，劉邦這無賴反而不放心了，“數使使問相國何為”。蕭何因為劉邦在外統軍，就全力安撫百姓，甚至把自己的全部家產捐出佐軍。一門客對蕭何說：壞了，老大要懷疑你了。你身為相國，功第一，還一直這麼做好事，得民心，皇上能放心你嗎？這幕僚建議蕭何做些問舍求田自賤其名的事兒。司馬遷惜字如金，隻說“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但我們不難想象，肯定有人給劉邦告密，說蕭何侵占民田，霸占民房，劉邦這小無賴一聽，估計倆小眼兒馬上笑成了一條縫兒：好啊，蕭何原來隻是個貪官，並無“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當如此”之類的意思。
無獨有偶，《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載：王翦將軍帶兵60萬前去攻打楚國，臨行前向秦王政“請美田宅園池甚眾”。秦王政說：趕緊走吧，將軍您還擔心貧窮嗎？王翦回說：給大王做將軍，不是每個人都能封侯的，乘著大王相信我，我就趕緊給俺子孫要求點產業唄！此話一出，司馬遷的記載是“始皇大笑”。哎，王將軍要的就是這一笑。老頭率軍出函穀關之前，竟五次派人回城向秦始皇請求良田。有人認為他做得太過分了，再怎麼著也不能這麼貪嘛。他說：“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嘿嘿，這老頭兒也太聰明了。放到現在，一些單位在搞張榜捐款的時候，也有類似的微妙。比如現在流行的攤派性質的捐款，書記捐五百，科長就隻敢捐三百二百的，捐多了，什麼意思嘛，想當書記還是咋的？所以，偶爾貪汙一下，反而是在向上級表忠心：看看，哥們兒胸無大誌，隻圖個吃喝，絕無二心，領導你就放心吧！一句話，有時候你不貪汙還不行，愣要當什麼清官好官，領導往哪裏擺？
古今貪官對比
賴昌星紅樓案發後，頓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古今貪汙，居然驚人的相似。但是有心總結一下，會發現，古代貪官更不容易：
其一，古代貪官不像現在的貪官，從小接受了唯物主義的思想教育，相反，他們隻有一個唯心主義，信鬼神，信因果報應，所以，要他們伸出罪惡的手來貪汙，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其二，古代不流行紙幣，貪官們要貪，總是些金銀珠寶類的東西，這些東西，比起現在的存折、支票、股票來，那是笨重多了，既無法藏到臥床的鐵欄杆裏，也無法匿到煙酒盒裏，總之，古代當貪官，風險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