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一下，你會發現，歐洲人就善於探險，而中國卻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探險家。你會說，中國有個鄭和，不錯，可惜鄭和所經之路，中國的小海盜們早就經常走動了，鄭和隻不過是規模大點。鄭和一次出動200艘大船，隨行人員兩萬七千名，而哥倫布的探險隊伍，也就三隻帆船，90名隨員；麥哲倫的環球，無非五隻船，265名船員。大家覺得，西方人更像是探險呢，還是鄭和更像探險？從古到今，我從來沒聽說哪個國家的探險隊伍能達到兩三萬人馬呢，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開赴中國的遠征軍，戰艦也僅40餘艘，相當於鄭和的五分之一，至於士兵，也就4000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關注一下中國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探險熱。1985年，四川樂山人堯茂書駕“龍的傳人”號漂流筏，搶先在美國人之前漂流長江，不幸遇難。堯的探險，一開始就成了事關民族尊嚴的大事，隨後，類似的民族英雄層出不窮。聽聽河南隊的隊歌：漂流長江，堅定信念，我們是中華民族熱血漢……聽了這樣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飽滿的愛國熱情——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也許，正因為我們骨子裏缺少探險精神，所以才把探險當作上戰場，甚至當作上刑場，像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長江熱”、“首漂黃河熱”，漂流者是因為決不讓美國人肯沃倫拿走中國江河的首漂權才鋌而走險的，中國人自己被自己的愛國熱情感動不已，慷慨不已，直鬧得肯沃倫迷惑不解，說：你們中國人如果到美國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會遭到反對的。
美國人哪裏明白，中國人的探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探險，老實說，它就是一場中國人自己頭腦裏臆想出來的抗美戰爭！比如有一年的春節聯歡會上的一個小品，主人公與在美國留學打工的兒子通電話，這電話打著打著，就打成抗美戰爭了，老子悲憤地說與兒子，等以後咱們中國怎麼樣了，讓那老美來咱國家端碗洗盤子！中國觀眾把它當作愛國講演了，掌聲大起，美國觀眾看不明白了，說：如果開的工資高，我們願意去你們國家端碗洗盤子！老美還是不明白中國人。第一，中國人認為端盤子是丟人的活；第二，中國人認為在美國上學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國主義剝削；第三，一般中國人不知道中國留美學生通常是在華人餐館裏打工，而克扣留學生工資的，也就是咱華人老板敢幹。總之，我們的人民情緒，有時候很滑稽的。曆史上，我們的探險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驅動；現在，它又不是出自隊員個人的內心的愛好。從古至今，它就是政治運動，也許，這就先天注定了中國探險的悲劇性。如今，中國探險不再與政治、愛國等親密接觸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與商業炒作奇妙地混合到了一塊兒，令人反胃。
勇士們說：“沒有探險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這話沒錯。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探險精神從何而來？
【三】重天命、輕人力
農業是靠天吃飯，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道家則從相反的方向提出“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樹大招風，人怕出名豬怕壯”等處世格言，導致國人重天命，輕人力，無創新，怕變動。中國的政治格局中，最難過的，下場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員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至於某些曆史人物對待自己的失敗，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於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漢軍追殺得隻剩二十八騎的時候，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嚐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從這裏看出，即將失敗的霸王，把自己的失敗推之於天意，那麼為了證明“非戰之罪”，霸王拉開架式，要給大家來一次最後的表演：“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霸王最後“殺數十百人，複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即伏曰：‘如大王言’”。這裏我們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絕對不是虛榮心所致，而是確確實實在聽天由命了，因為緊接著在烏江渡口，有逃生機會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壯的一幕，他笑對撐船以待的烏江亭長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壯哉項王，隻可惜，臨死還信天命！至於近代誌士如譚嗣同，維新失敗了，也歸於天意，臨上刑場前，喊的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個跟頭都認為是天意，所以，國人性格中一個明顯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輕人力，聽天由命，逆來順受，不信，請參考餘華的小說《活著》。
【四】穩重實在
中國人穩重實在的一麵，也是農業生產決定的。小農們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幾畝莊稼，會被鄰人視作最大的美德。但是農業生產要求四時更替，對時間的精確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國人不講精確時間，不重效率。同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導致國人炕頭時間比較長，沒有其他樂子可尋，便導致“農業副產品收入過多”，林語堂總結為“生殖力高”、“好色”，其實，老先生隻看見了表麵現象，忽略了其後的經濟背景。正因為農業生產不需要時間的精確，效率的高效，相對應的，中國政治體製裏才會出現官僚主義作風。一句話，小農與官僚是一對雙胞胎，有小農，就有官僚，有小農經濟，就有專製統治。這裏，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生產方式與意識形態是互為作用的。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言，西哲的斷言是對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小農的理想就是溫飽問題，那麼民主啦，自由啦什麼的，就永遠不是小農們最切實的目標，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體製為什麼在中國可以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