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澤圭三郎繼木原之後被吸引到東通工磁帶錄音機開發事業中，他1942年9月提前畢業於名古屋大學工學部航空工學科。戶澤是盛田的遠房親戚，大學畢業後任海軍短期現役士官。結束兩年的軍旅生活後，戶澤回到早已內定的就職單位三菱重工，從事零式戰鬥機的改良設計工作。二戰結束後，他暫時就職於芝浦工機公司，而後獨立經營。但戶澤對個人辦公司並不感興趣。恰巧這時，盛田與他談起了開發錄音機磁帶的計劃。當時戶澤還不知道桌子上放著的奇怪裝置就是磁帶錄音機。當他從錄音機裏聽見自己的聲音時，同樣感到吃驚。盛田開門見山地告訴他，現在日本還沒有廠家製造出這種磁帶，而東京通訊工業公司打算製造，問他能不能幫忙，末了盛田補充了一句：“資料什麼的一概沒有。”聽了這話，戶澤來了精神，他對盛田表示，正是因為沒有資料、沒有參考書，自己這個門外漢才要算上一個。就這樣，戶澤投入到尚未有人涉足的錄音磁帶的研製領域，進入東京通訊工業公司並獲得了管理者的地位。
具有推銷才能的倉橋正雄對於剛剛獲得自己獨創性產品的東京通訊工業公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最初，他是聽了別人的介紹，對東京通訊工業公司產生興趣的。為購買公司的股票，他前往東京通訊工業公司。在品川禦殿山工廠，他一見到井深和盛田，就被兩位創業者的拚搏精神牢牢吸引住了。也正是在其為公司代銷產品的過程中，在他與公司的合作之中，井深和盛田認識到，他是公司今後發展所需要的難得人才。倉橋就讀於東京成城高中。畢業於神戶商科大學。他思維敏捷，尤善言辭，對產品推銷方式有自己的一套見解。於是，井深和盛田下決心把他請到公司工作。但因倉橋當時任人雲產業的常務董事，為此，井深和盛田大費了一番口舌，說服同時兼這兩家公司顧問的田島道治郎，從而使倉橋得以歸屬於東京通訊工業公司麾下。進入公司後，井深和盛田請他出任剛由公司出資創辦的東京錄音公司的常務董事，肩負起銷售正在研製中的普及型磁帶錄音機的重任。
當公司全體人員正在通力奮戰、生產和推銷磁帶錄音機的時候，原索尼公司總經理、現董事長大賀典雄還是一個東京藝術大學音樂係的學生。
1953年，大賀從東京藝術大學畢業，應井深的再三邀請，成為東京通訊工業公司的特邀員工。因為畢業後他很快趕往德國，入慕尼黑音樂學院留學，所以他沒有時間去公司。於是，他便把德國的音響產品，以及有關電子學的最新信息寫成報告，不斷寄往公司。在他離開日本時，公司的晶體管收音機尚未製造出來。當1955年夏天，他收到公司寄給他的晶體管收音機後，在國外想盡辦法盡力進行產品宣傳。此後，在井深到達歐洲對這裏的電子工業狀況和技術動向進行調查時，大賀正在柏林高等音樂學院就學。他利用學校放假的機會，用自己的汽車帶著井深遍訪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地。在大賀的陪同和翻譯下，井深得以首次拜訪荷蘭的著名電器廠家飛利浦公司，他的訪問收獲頗豐。終於，1959年，大賀學成歸國，在公司的盛情邀請下，正式跨入索尼公司的大門，開始向嶄新的事業攀登。
大賀典雄34歲時，成為索尼公司最年輕的董事；52歲時，升為公司總經理。這個惟一身兼音樂家的企業家大賀典雄正像交響樂團的指揮一樣，用他個人求變的特質，繼承索尼的用人精神，大膽起用新人，以人為本，引導新技術向21世紀信息化世界前進。
凝聚力還表現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李嘉誠心胸寬廣，能容天下之事，這是一個大老板的成功姿態。李嘉誠在創業之初，為自己的企業取名“長江”，是取其不捐細流，以成其大的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嘉誠不僅使長江實業公司如滾雪球一般迅速發展，其用人之道也充分體現了有容乃大的哲理。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青年創業者扮演的角色不盡相同，其手下的輔佐人才，在類型上也不相同。
在長江塑膠廠草創初期，別說他的員工，就是李嘉誠本人，也須憑自己的雙手安裝機器、生產製品、設計圖紙；靠自己的雙腿，走街串巷，采購和推銷。此時，他需要的是能像他自己一樣埋頭苦幹的創業人才。
上海人盛頌聲、潮州人周千和就是李嘉誠在創業之初最希望的那種忠實苦幹的人才，他們從20世紀50年代初就跟隨李嘉誠。盛頌聲負責生產，周千和主理財務，他們始終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輔助李嘉誠創業，真可謂長江公司勞苦功高的元勳。
周千和回憶道：“那時，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來港紙（港元）上下，條件之艱苦，不是現在的青年仔所可想像的。李先生跟我們一樣埋頭搏命做，大家都沒什麼話說的。“有人會講，李先生是老板，他是為自己苦做——抵（值得），打工的就不抵。話不可這麼講，李先生寧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顧大家的利益，把我們當自家人。”
李嘉誠自己則說：“長江工業能擴展到今天的規模，是要歸功於員工向仁的鼎力支持。”
盛頌聲、周千和都是忠心耿耿、埋頭苦幹，並且能夠同甘共苦的人。因此，李嘉誠將他倆作為左膀右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