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同樣在國際麗都城地區，圍牆之外，一街之隔的新閘路、大田路街坊內聚集著大量居住在舊式裏弄中的低收入居民和外來打工人員。隨著國際麗都城的全麵入住，周邊道路上的房屋中介、家政服務、便民餐飲、維修縫補等行業異常紅火，家政服務人員供不應求，她們每日穿梭在國際麗都城和周邊弄堂之間，互相需要和彼此依賴的關係使共同的生活看起來十分融洽。
（a）國際麗都城（b）周邊的傳統街區圖8.4靜安區國際麗都城與周邊的傳統街區上述案例說明，在具有明確價值邊界的空間環境中，不同階層之間較易產生對環境資源的競爭及衝突，而在互利互惠卻不損害任意一方利益的情況下相處，卻容易達成相對的和諧。關於門禁社區、居住分異等敏感話題的爭論在這裏呈現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答案：建成社區與更大範圍內的社會環境之間具有自發的自我調節和自我平衡機能，社會學含義上的居住人口適度混合不是簡單以住宅區為單位的百分比強製搭配所能達到的。當然，這與特定社區的規模和地理位置等也有著不可割裂的關係。
市場經濟賦予居民的擇居自由，是居住形態在城市與社會層麵上進行自組織的前提。自組織活動的出現在宏觀上表現為分異，但在局部卻因為係統要素之間彼此的依存關係而進行著自我平衡，成為緩和差異與矛盾的“潤滑劑”。
2）上海康城的雙跳燈行動
上海康城位於閔行區西部莘鬆路，總建築麵積250萬m2，占地1km2，容納居民3萬人左右。由於基地較為偏遠，周邊交通和生活配套設施條件尚不完善，自2004年一期交付使用以來，出行和生活不便成為入住居民麵對的主要問題。
康城業主的出行主要依靠小區與地鐵車站之間的擺渡班車和私家車，小區班車到地鐵1號線莘莊站大約15分鍾，辦卡的住戶收費0.2元/次。隨著入住居民的不斷增加，班車的數量和發車班次明顯無法滿足需要。特別是早高峰時間，班車不足的問題顯得越發突出，從而引發了業主和開發商之間就班車服務效率和質量的爭執，以致有關市政和城市管理部門不得不出麵協調。
2006年9月7日清晨，康城大門口的廣場上，業主杜銘打開了私家車的“雙跳燈”，從而拉開了康城業主自願搭載鄰居的“雙跳燈行動”序幕，也成為近郊社區通過業主自發互助方式解決”出行難“問題的標誌性舉措。由於地處郊區，高峰時段該區域主要為”單向車流”，早高峰進城，晚高峰出城，搭車居民與私車的出行方向大體一致。“雙跳燈行動”經媒體報道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從公民道德層麵上看，稱得上是助人為樂的善舉；從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角度看，“雙跳燈行動”的合理性也不容置疑。居民自發解決出行難題的舉動，帶有典型的居住生活中的自組織特征。”城市本身是有一定的學習功能的係統，具有一定的自適應性和自組織性。許多規劃建設中考慮不到而實際生活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往往通過這種功能得以暫時解決。”周幹峙。城市及其區域：一個典型的開放的複雜巨係統［J］。
3）桃浦七村的違章攤點參考鄭孝正，秦嵐。城市邊緣化社區聚居模式初探——桃浦七村實地調查的思考［J］。
同濟大學鄭孝正、秦嵐在對上海普陀區桃浦七村的實地調查中發現，接近出入口的小區道路上自發地形成了服務於日常生活的“市場一條街”。每天清晨和傍晚時分，攤販們的生意十分紅火。居委會工作人員介紹說，這種現象是隨著中心區裏弄居民的動遷落戶而出現的，由於周邊生活配套設施缺乏，老百姓開始自己動手創造條件。違章建築由此產生，而傳統的弄堂生活又以某種方式複活了。
違章商販一直是上海市容整治的頑疾，但在無序設攤的背後，其實不難發現隱藏的秩序——他們總是聚集發生在那些城市規劃和服務體係“遺忘”、“漏掉”的角落，在路人抱怨髒亂、市容管理人員忙於清剿的同時，也總是有相當數量的居民從中得到了方便。換句話說，有需要才有市場，亂設攤的攤主一定也是看到了需求才采取了相應的行動，從這個角度上看，違章攤點恰恰是暴露了住房建設與生活服務的脫節之處。盡管違章設攤並不值得鼓勵，但卻提醒人們不妨在清理和整頓的同時進一步反思如何在滿足城市管理要求的同時更好地滿足客觀存在的生活需要。皆大歡喜的結果正是自組織的目標。
實際上，除了上述案例，日常生活中的自組織現象隨處可見：城市的風貌沿襲、居住密度的自我調節、社區的居民自治，乃至人們在居住生活過程中對居住環境的改造等等，無一不滲透著自我改善、自我更新和自我適應的自組織思維。
城市居住形態自組織演化的圖景
在城市居住形態發展與演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背後，自發的秩序貫穿於整個過程。不同國家和地區間居住形態所具有的不同空間結構、功能形態和居住文化，與特定的初始條件及要素相互作用的內部規定性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城市，每座城市也沒有完全相同的地區，但在多數城市和城市內的多數地區中卻有著演化軌跡和結構功能等方麵的自相似性。在居住形態的演化過程中，係統內部的自我更新、自我優化與對外部環境的自我適應、自我調節，構成了城市居住形態自組織演化的圖景。
1）空間的競爭和共生
居住空間格局的形成基礎是競爭和共生，物化的空間形態在這裏表現為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互動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租和房價將個人和組群分配在特定的位置上。對空間的競爭過程具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統治（Dominance）關係：占主導地位的居民群體的存在狀況，決定了居住空間形態的基本格局。地價昂貴的高密度城市中心外圍，存在一個相對衰落的過渡區，中心區不斷地擴張導致後者處於不穩定的被改造的狀態。然而由於城市中心需要一定規模的勞動力以提供持續的服務，又強化了不同階層居民之間的相互依存與相互競爭的關係。
在市場條件下，住房的開發首先在優勢區位得到發展。所謂優勢區位，是指開發成本低、利潤高的基地，或擁有快速交通、優美自然環境及特殊人文資源等條件的區位。在城市範圍內，開發者對優勢區位進行競爭，不斷開創新的增長極和生長點，形成空間的極化、軸向或跳躍式擴展。較早占據優勢資源進行的開發，由於功能的需要而自我發展或帶動相關產業及相鄰地區，周邊的基地隨之成為具有一定先決條件的優勢區位。這一現象在住房開發領域裏被稱為“聯動效應”。例如，城市軌道交通的線路往往成為城市空間延伸的重要軸線，20世紀90年代，上海地鐵1號線沿線的房地產開發和土地升值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然而，正是由於軌道交通帶來土地價值的提高，房地產開發的成本也隨之提高，連帶的效應是住房的價格上揚，阻礙了一批不具備充足經濟實力的購房者的購買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