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後的國際形勢極大地改善了中國與美國的戰略關係和在三角中的地位。在美國看來，中國已從“一個主要挑戰者”變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合作者，不論是在對付像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這樣的長期全球性挑戰方麵，還是在解決像朝鮮半島核危機這樣棘手的地區安全問題方麵。同時，美國和中國現在對巴基斯坦負有共同的責任因而在南亞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這是中國在三角中的主要獲益。”[26]此外，“9·11”事件後，隨著中國與印度在反恐問題上共識的增加，印度也減少了對崛起中的中國及其威脅的擔心。加上前述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引人注目的發展，因此，如果中國和印度的利益被同等地考慮，美國完全可以在中印關係中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中美關係中的印度因素
與此相對的是，中美關係中的印度因素相對不明顯。[27]相對於美國在中印關係中的作用，冷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中美關係中的印度因素是次要的。這部分是因為印度在三角中相對較弱，其戰略資源被限於與巴基斯坦的對立。即使“9·11”事件後，“新德裏仍發現很難把經濟潛力轉化為政治和戰略影響。”[28]因此，印度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對中美關係發揮重大的影響。但是，印度總是想在其中發揮相應的作用，不論在冷戰時期，還是在冷戰後。
比如，20世紀50年代早期，“朝鮮戰爭發生之初幾個月，印度試圖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扮演一個斡旋者，傳達了中國反對美國入侵（朝鮮）北方的警告。”[29]
但杜魯門政府堅定地決定幹涉，而中國的反應也非常強烈，最後導致了冷戰時期的第一場熱戰。此後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盡力在國際社會孤立中國，把台灣視為“不沉的航空母艦”以遏製中國。相反，印度在很長時期支持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和一個中國政策。這是印度願意並且能夠在中美關係中起積極和建設性作用的一個例子。
相反和不成功的例子發生在1998年印度核試驗時。印度以已在華盛頓廣泛傳播的“中國威脅論”為其核選擇找借口。多多少少，印度想在中美對立中獲益。這還可以從布什政府視中國為戰略上的“挑戰者”、“競爭者”和“威脅”，以及中美關係因1999年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和2001年撞機事件而陷於困難時，印度向美國靠攏得到證明。這是另外一個例子，即印度可能利用中美對立來獲得某些好處。
但是，迄今為止，“印度和美國都不願意建立一個公開反對中國的聯盟”，“兩國都不認為中國的崛起已構成眼前的威脅從而有必要建立一個對抗這種威脅的戰略夥伴。”[30]然而，一個反對中國的美印同盟仍是一種可能性，並且當任何一方在與中國發生衝突時將成為一種優先的選擇。
正如前麵提到的，美國並沒有把印度視為一個反對中國的有效平衡者。而中國曾努力通過巴基斯坦來製衡，把印度的影響限製在次大陸。印度在更廣泛的中美蘇三角中也沒有空間。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蘇聯把中國而不是印度視為打破美國在亞洲包圍的主要力量。同樣，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國把中國而不是印度視為抵製蘇聯擴張的主要砝碼。但冷戰結束後，特別是1998年印度核試驗後，隨著印度的崛起、美印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和印度在中美關係中作用的上升，印度在未來中美關係中的作用可以是美國的追隨者，或被華盛頓用來平衡中國的一張“牌”。
總而言之，美國因素在中印關係中是積極還是消極將取決於三個要素：美國對中國和印度的政策，中國和印度的反應，和中印關係的質量。同樣，印度因素在中美關係中效力如何將一方麵有賴於印度把經濟潛力轉化為政治和戰略影響的程度，另一方麵也由中美關係從對立到接觸之間的性質決定。中美關係越友好，印度從中平衡的機會就越小，反之亦然。
中國與美國和印度的共同點
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在曆史、文化、經濟和社會總體特征上有共性，但又有各自豐富的發展個性。中國和印度存在許多共同點：都是文明古國和人口大國，都處於轉型時期。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僅有的人口超過10億的大國，他們都擁有核武器，都致力於國內經濟建設，對外都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和印度屬於布熱津斯基所說的“五個地緣戰略棋手”，基辛格所言的“六大主要力量”，亨廷頓所指的“七大文明的核心國家”。中國是東亞地區大國，印度是南亞地區大國，在東亞和南亞各占有一定優勢，對地區事務有重大影響，但都還稱不上具有全球影響的世界大國，從體製和實力來看，甚至還談不上強國。在美國的戰略眼光裏，中國和印度都是轉型國家，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美國最擔心的是中印兩國加上俄羅斯以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多極世界的共同認識和利益為基礎結成某種形式的聯盟。對美國來說，中國和印度是影響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和南亞地區安全的主要力量，又是兩個人口大國、轉型國家和崛起中的大國，還是亞太地區最具有經濟活力的國家。美國在這兩個亞洲大國具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中國和印度都把與美國的關係視為自己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中國和印度的國內經濟發展都需要與美國的合作，同樣，美國也非常重視這兩個亞洲大國的龐大市場。美國既可以成為中印關係發展的一個積極因素———如果美國致力於促進南亞地區穩定和幫助中國和印度實現經濟現代化，也可以成為一個消極因素———如果美國在發展對華關係時用“印度牌”或在發展對印關係時打“中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