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中印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一直比較明顯。[21]回顧冷戰，我們可以發現，中印關係起伏不定，同時美國在不同時期與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結盟以實現其遏製蘇聯的目標。
作為兩個從西方殖民統治中獨立的國家，建國後中國和印度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方麵，印度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並支持新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美國拒絕給予這種承認和支持；另一方麵，中國對印度的不結盟政策表示讚賞，而這種政策與美國的結盟和遏製政策是背道而馳的。中國和印度的這種友好關係到1954年雙方發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1955年共同參加亞非會議而達到頂點。然而，盡管中國和印度同時與蘇聯建立結盟或緊密關係，但中印之間卻從來沒有結盟，更不用說反美同盟。相反，國家利益的差別和地緣政治的對立最終使兩國陷於1959年的西藏問題和1962年的邊界戰爭，並因此結束了5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友好關係。而美國視中國為它在亞洲的主要敵人，但沒有把印度看作敵手，相反，還相對容忍它與美國的全球對手即蘇聯的緊密關係。總之，“美國的對印政策從來沒有如此敵對，中印之間的信任也沒有達到充分水平，以讓印中兩國形成反對美國的夥伴。”[22]在中印關係最困難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站在印度一邊而反對中國。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時，肯尼迪總統命令派遣美國航空母艦到孟加拉灣以顯示美國對印度的支持，隨後向印度提供大量和前所未有的經濟和軍事援助。[23]盡管如此，中印之間的對立並沒有使印度加入美國的反華陣營，這部分是因為隨著中國的單方麵撤軍其威脅迅速減小和美巴同盟的存在。而即使在冷戰正酣的年代美國也沒有把印度看作一個必要和可靠的反華平衡力量。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國從以前的親印轉變為親華。在南亞、亞洲和整個世界，基於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國際環境，一個美—中—巴結盟與印蘇同盟變得非常明確。當中國與美國走到一起對抗其共同的頭號威脅蘇聯時，印度從美國身邊走開轉而與蘇聯結成緊密關係以對抗巴基斯坦。也就是說，中國與美國（及巴基斯坦）結盟和印度同蘇聯結盟都主要不是針對對方的，而是分別為了對付莫斯科和伊斯蘭堡。
總的來說，冷戰時期，有足夠的因素和理由避免任何兩國建立反對第三方的同盟，不論是印美結盟反對中國，或中美結盟反對印度，更不用說中印結盟反對美國。由於美國構成了中印關係中極其重要的外部因素（即使不是最重要和決定性的外部因素），中國和印度都把美國作為其製定對對方政策的一個因素。
冷戰結束後，中美印三國調整了其內部的雙邊關係，從而改變了戰略三角的形態，在中印關係中，美國的重要性逐漸突出。總的來說，冷戰結束後中印關係和美印關係都有很大改善，而中美關係卻像冷戰時期的中印關係那樣起伏不定。
主要原因是美國把崛起中的中國而不是把衰退中的俄羅斯或上升中的印度作為其經濟、政治和戰略上的主要挑戰和潛在威脅。幸運的是，所有預期的兩國反對另一國的同盟及其努力都已證明是暫時的、低效的或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20世紀90年代早期關於中印俄三角抵抗美國霸權的可能性的討論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愛好”[24]更多是理想主義的而不是現實主義的；其次，作為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一種表現，1998年印度核試後，兩國簽署聯合聲明加以譴責，甚至接近達成“一項避免南亞核軍備競賽的戰略”。[25]但這種努力的影響是短時間的，其結果也是不樂觀的。最後，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在給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密信中引用中國威脅作為印度核試的理由，試圖離間中美關係，其行為既不光彩當然也沒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