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國在南亞沒有直接和至關重要的利益。相對於東亞，南亞在中國傳統外交政策議程中處於次要地位。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印度的崛起和巴基斯坦的衰退，特別是“9·11”事件後南亞發生的巨大變化，南亞次大陸事務在中國領導層決策議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當中國在西部的安全壓力大大增加時，這一點就更加清楚。南亞地區穩定和巴基斯坦的健康發展是中國在南亞的兩大主要利益。美國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的安全分析專家莫漢·馬利克（Mohan Malik）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印巴全麵戰爭或巴基斯坦的崩潰都不符合中國的大戰略目標。②此外，中國也理解並支持印度為促進南亞穩定和繁榮而發揮更大作用的意圖和能力。2002年5月27日，我國外長唐家璿在與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就印巴局勢通電話時曾表示，國際社會應采取更加平衡和公允的態度鼓勵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直接對話，認為這是推動南亞地區形勢朝和平、穩定方向發展的最有效的方法。
事實表明，冷戰後美國在南亞地區實行超越均勢戰略，提升美印關係而弱化美巴關係並不有利於南亞地區的穩定。對中國來說，較理想的前景是，把發展經貿關係放在大國與南亞國家關係的首位，把維護地區穩定作為安全合作的首要目標，避免形成由一個大國主導和控製南亞地區事務的局麵，不論這個大國是來自地區內還是地區外。就印巴關係來說，我們不應支持一方而反對另一方，不以一方為代價來發展與另一方的關係，而應把中印關係和中巴關係建立在不同的利益基礎上，分別來發展。這不僅需要學者們的深入思考，更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美巴同盟：是禍還是福？
冷戰時期，美國與巴基斯坦結成同盟。但這種同盟很不穩定，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和80年代早期美巴同盟最為緊密，而在其他時間卻並不突出。這種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美國與巴基斯坦的目標各不相同。美國是為了利用這一同盟對抗共產主義和蘇聯，而巴基斯坦的目的是要利用這一同盟平衡印度的力量。
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美巴同盟既是為了對抗蘇聯，也是針對中國的。而20世紀80年代的美巴同盟則主要是為了抵抗蘇聯的擴張。由於美巴同盟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對付蘇聯（對美國來說）和印度（對巴基斯坦來說），而在冷戰期間的相當長時期，中國與蘇聯和印度敵對，因此美巴同盟的存在客觀上為中國帶來了好處：減少了來自蘇聯的威脅和增加了與印度對立時的優勢。此外，巴基斯坦還是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早期中美和解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渠道。但由於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的美巴同盟主要是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國家包括中國，而到20世紀60年代中印對立時，這一同盟已徒有虛名，因此，這一時期的美巴同盟對中國來說是弊大於利。而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美巴同盟，正是中美發展戰略關係之時，三國共同麵臨蘇聯擴張的威脅，因此開展了廣泛的合作。但是，一方麵，中國開始調整外交政策，實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另一方麵，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美蘇緩和和中蘇關係逐漸正常化，中國並沒有加入美巴同盟，而美巴同盟本身的作用也漸趨消失。
冷戰結束後，美國因巴基斯坦發展核項目和核試驗而實施了大量製裁，美巴關係處於低潮。在巴基斯坦非常困難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繼續給予了大量幫助和援助。但這種幫助和援助不同於冷戰時期，主觀上既不是為了對付印度，也不是為了對抗美國。但由於印度繼續把中巴關係視為其一大安全挑戰，美國也從不擴散角度看待中巴之間的軍事合作，因此客觀上對中印關係和中美關係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
“9·11”事件後，美巴重新恢複同盟關係，美國不僅視巴基斯坦為反恐同盟，而且宣布巴基斯坦為其“主要非北約盟國”，因此提供了大量經濟和軍事援助。
為了打擊和搜捕恐怖主義分子，美國還前所未有地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地區取得軍事存在。這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複雜的。如果這種軍事存在僅僅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中國不會也無法有反對意見。但美國似乎有更大的戰略考慮，即這是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的一部分。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正好處於中國、俄羅斯和印度這三個轉型中國家的中間地帶，美國的軍事存在是為了防止這三個“未來不確定的國家”的單一或聯合挑戰。美巴同盟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因此，中國在發展與俄羅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亞國家關係時，都應考慮美國這一因素。當然，在巴基斯坦問題上，中國與美國也第一次有了一致的目標，即幫助巴基斯坦的國家和社會轉型，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之成為一個溫和的和穩定的伊斯蘭國家。總之，巴基斯坦有可能成為中美潛在的衝突之源，但更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合作要素，這主要取決於美國的戰略取向和中美關係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