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
我是在百年中國新詩最輝煌的時期上路的。一百年的中國新詩，道路蜿蜒曲折，它時而開闊，時而狹窄，時而崎嶇，時而消失在荒草叢中，但在如煙如縷的時光中，它從來沒有中輟過。即使有過短暫的消失，消失在文化的沙漠中，消失在意識形態的叢林裏，但是，它的短暫消失是為了更清晰地、更有力地、更強健地向前伸展。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踏上新詩之路的人是有福的。我們都沒有親身經曆過胡適、郭沫若、徐誌摩、聞一多他們大鬧中國詩壇時的熱鬧景象，但是，我有幸感受到了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中國新詩的勃興。毫不誇張地說，那幾乎是一個全民皆詩的年代；毫不誇張地說，那時20歲上下的青年人幾乎個個閱讀詩歌。就像今天誰寫詩多少會有許多弟弟、妹妹們跟著，覺得擁有了詩歌就擁有了一切，為寫出一首新作而欣喜，把發表作品看成人生的最高榮譽。在中學階段，我忽然發現詩歌是我表達自己的最好方式。讀大學時，對詩歌的熱愛已經到了癡狂程度，上課之外的時間全部獻給了詩歌。大學畢業後，到農村中學去工作。物質上的極度貧乏讓我精神上變得無限富有。後來，我考上了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這成為我詩歌人生路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我們都知道劍橋在徐誌摩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意義，這可以從他的代表作《再別康橋》，從他的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橋》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西南師範大學（現改名為西南大學）對於我來說，多少有點像劍橋之於徐誌摩，所以，我總愛把西南師範大學（在情感上似乎更喜歡用它原來的名字）比做我的"康橋"。在這個大學的中國新詩研究所讀書期間，我度過了人生中最富詩意的三年。自古巴蜀多鬼才，偏於重慶之北碚一隅的西南師大，之於我有如世外桃源，三年間我不知天高地厚，隻管上課、寫詩，寫詩、上課。如今的師弟、師妹們從進校的第一天起就為幾萬字的碩士論文發愁，我發現我在那三年中似乎從來沒有為論文發愁過。猛寫了五個學期的詩歌，在第五個學期快要結束時，似乎懂得現實一點，開始寫論文。不知不覺，一個月就莫名其妙地寫出六萬字的碩士論文，而且是邊寫論文邊寫詩；不知不覺，在寫出碩士論文的同時還寫了六十首詩歌。在第五學期的最後一個月中，每天上半夜寫論文，下半夜寫詩，上午睡覺，下午運動。別人醒的時候我徐誌摩說是"康橋"讓他睜開了眼睛，在西南師大期間，巴山雲雨在我的筆下發生了神奇的化學反應，重慶的霧靄迷離似乎更讓我分不清哪是現實，哪是夢想，哪是人生，哪是詩歌。在西師的校園裏，一切都能催發我詩的靈感。任何一處布滿青苔的石階，任何一片黃桷樹的樹葉，都讓我想入非非，詩興大發。總之，在那三年當中的每一天，我一不小心就開始寫詩了，稍不留神就開始大聲朗誦了。
讀碩士的，得做學問，得讀學術書籍。三年中我的學術書並沒有少讀，但很奇怪的是，任何一種學術理論似乎都沒有影響過我的形象思維；甚至絕對理性的學術思想總能被我用形象思維演繹出來，至於被理論束縛住而下筆幹澀的情況，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去圖書館前下定決心，這回堅決不寫詩，好好把正在讀的那本理論書讀完，可是，剛讀了半頁紙，靈感卻又來，於是，控製不住自己，又做起詩來，不覺半天過去了。有時，僅僅寫詩還不夠，還要去譯詩，而且，譯詩的時候居然也越譯越有靈感。
跟今天讀文學碩士的學生不一樣的是，那時我們幾個讀碩士的全都寫詩，並且一個個寫得像瘋子似的。遠處走來的那一群，"瘋瘋癲癲"的，大家不用細看就知道，是新詩所的一幫子。"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僅僅寫詩還不夠，還要朗誦。當時我們都住在杏園，到了晚上，整個杏園常被我們的朗誦鬧得雞犬不寧。詩本是個好東西，但影響了別人的安寧就不對了。於是，我們幾個經常跑到嘉陵江邊去，對著奔騰的江水朗誦，對著嘉陵江那邊的遠山朗誦。山和水對我們的朗誦毫無異議。那水，真是好水，隨我們怎樣朗誦，它西師很快成為中國新詩的一個重鎮。記不清我們接待過多少國內外的詩人和學者：彭邦楨、洛夫、餘光中、傅天琳、周倫佑、楊黎、藍馬、王家新、李元勝、犁青……雖然我讀碩士的時候已經是80年代的後期，中國新詩在80年代的勃興已經到了尾聲，但它的餘波已經在我的靈魂深處掀起了軒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