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華的改變，劉顯世當然也是看在眼裏的，但是怎麼說那，畢竟兩人之間存有親屬的關係，所以他還是相信王文華的。
劉顯世這個人那，智慮短淺，處事遲怠，平時怠於職務，喜歡看小說、為人寫點字、打麻將、打紙牌。但是這不表示劉顯世這個人不能夠做一些機謀，劉顯世故意的向戴戡表現的自己對於王文華與他之間的聯係完全不知情的樣子，而且還找了一個機會，將一本不知名作家的言情小說，送給了戴戡，戴戡見此，以為劉顯世全然不知自己與王文華之間的交際，所以他欣然的接受了那本小說，而且回去細心的品讀，當然了，劉顯世肯定不會白白的送給戴戡一本小說的，而且怎麼說那，劉顯世送給戴戡的小說其實也是殘本，至於為什麼是殘本其實這件事那，與劉顯世之前的行為有所關係，因為這本小說的作者，在一九一二年在人稱“二二事件”的問題中，遭到了屠殺，這本小說顯然已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因為作者已死，但是為什麼劉顯世還要將這本小說送給戴戡，這還要從這本殘片小說中，去尋找。
在辛亥革、命之前，貴州的政、權一直掌握在以張百麟，周素園為領導的“自、治社”和以何麟書、任可澄、郭重光等為首的“憲政派”手中，然而在推、翻清廷之統治後，兩派之人為求生存，也是為了相互之間形成掎角之勢，從而鞏固雙方對於政、權的控製，在亂、世中求務實，取生存，兩派之人尚且能夠相互容納，並且在一定意義內兩者合作，穩固貴州局勢，這樣的場麵雖然尚能算是比較和睦，但是對於權力的爭奪，兩者之間卻從未停止過，雖然兩者之間有所合作，但是卻不能稱之為“同心同德”而是應該準確的定位為“各有異心”。
所以這樣的情況，持續的時間必然的不會長久，果不其然，當貴州通電宣布“獨、立”以後，貴州擁有了單獨的權力之後，兩派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了，原本就心存各異的兩派，終於在這個時候，從所謂的“政、治意見分歧”延伸成為了“政、治戰略衝突”，而兩派之間的關係，也從所謂的“相依為命”、“共同扶持”一轉改變成為了“水火不容”的局勢。
水火不容的局勢並沒有持續很久，當然了，這不是說他們兩派之間相互議和了，而是將冷衝突變成了熱衝突，兩派之間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槍的幹起來了，當然了，作為他們兩派，即便是真刀真槍的打起來，也不會形成戰場一般的局勢，不過雖然沒有戰場上的聲勢浩大，死傷慘重，卻也弄得兩派人之間，各有死傷，當然了，這不包含兩派的核心要員，死去的都是那些當兵辦事的，亦或者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兩派之間的兵戎相見自然不能被貴州的百姓所允許，而這兩派人那，都是遊弋於政、治之間的人物，自然與軍人不同，所以他們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從而將兵戎相見下降到了相互之間的暗殺，與謀害的層次，雖然方式上看起來不如荷槍實彈的戰鬥慘烈，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行為才是真正能夠動、搖兩者根基的方式。
他們之前做所以沒有一開的時候就選擇這樣的暗殺、謀害的方式，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相互都清楚，他們之間的權力之爭，說白了，還是對於貴州一隅的爭奪，他們都不是碌碌之輩，要說他們沒有稱雄全國的野心那是假話，所以他們才會相互之間不約而同的選擇近似於戰爭那種不會動搖兩派根基的方式，來進行爭奪。
與其說這是他們的智慧，倒不如說是他們的油滑，因為無論他們雙方中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麵取得了貴州的全部權利的話，那麼經營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有可能與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國，那麼一旦能夠達到那樣的高度的話，他們曾經的敵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成為了那時的盟友助力，而且說起來，他們雖然鬥得火熱，但是實際上都是家鄉人，都是子弟兵，對內他們或許無情廝殺，但是一旦到了對外的時候，他們必然會同仇敵愾。
所以他們雙方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卻也是陰暗的，他們都在為了日後更長遠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真是因為他們都深明此理，所以他們的作為也就是最恰當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了，如果他們相互之間僅僅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