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由於被押上被告席和聽人宣讀起訴書，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纏身，突然被一種虛偽的恥辱心的強烈感情所支配，我無力說真話，不敢承認自己有罪。所以，我本來應該說：‘是的，我有罪’，可我卻機械地衝口而出：‘不，我沒有罪’。”
國外那些密切關注著這場審判的人，在看過報紙上的報導之後，自然會產生一個疑問：從３月２日到３月３日這一夜之間，克列斯廷斯基為什麼會判若兩人？
任何一個不偏不倚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訊逼供。
然而，事實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變自己的立場，並不是由於內務部的人對他采取了什麼刑訊手段，他們根本就用不著這樣幹。克列斯廷斯基這種先翻供後又認罪的行為，說穿了，還是斯大林炮製的這場審判鬧劇中的一幕假戲。在前兩次莫斯科審判中，全部被告人都異口同聲地承認自己有罪，他們不僅不為自己尋找減輕情節，反而爭先恐後地承擔被指控的主要罪名，這種反常現象，自然會引起西方人士的懷疑，對此，斯大林也意識到了。
斯大林心裏明白，外國批評家們抓住了他精心策劃的審判鬧劇的薄弱環節，也難怪，被告們在表演規定角色時太賣力了，演過了頭。現在。斯大林決心要讓世界看一看，並非每一個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他選擇了克列斯廷斯基作為這種“有頭腦的”被告人，因為後者在內務部受審時，最願意與偵訊人員合作。再說，克列斯廷斯基過去當過司法人員，最善於領會和實現檢察長發出的鼓勵性暗示，在最適當的時刻進入角色。
眾所周知，第三次審判跟前兩次一樣，首要被告還是托洛茨基，盡管他正在遠離審判大廳幾千公裏的外國。正是為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才再次啟動了功率強大的造謠機器。在受審中，每個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覺到了斯大林對遠在天邊的托洛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實施報複的強烈欲望。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仇恨，隻有他多年來對後者那驚人才華和革命殊勳的忌妒才能相比。
斯大林深知造謠汙蔑是一劑烈性毒藥，必須嚴格認真地控製其使用量。剛開始，他隻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對農民估計不足”和“不太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的過錯！
接著，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劃恐怖活動。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中，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為充當敵人間諜。現在，將把列寧的最後一批戰友送上斷頭台的第三次審判又要開庭了，必須趕緊發出最新指示，再給托洛茨基戴上一頂“帽子”。
誠然，要找一頂比“間諜和奸細”更加可怕的“帽子”是不那麼容易的，但常言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果然，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名，並要通過克列斯廷斯基的嘴巴公布於世。斯大林答應克列斯廷斯基，隻要他同意“合作”，就免他一死。按照過去的說法，托洛茨基是從一九三五年賣身投靠法西斯德國的，而現在，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塊成為德國統帥部間諜的時間，是一九二一年！
斯大林隻顧延長托洛茨基充當外國間諜的“工齡”，卻沒想到，這樣一來反而毀掉了自己精心抱製的所謂“托洛茨基為德國人效勞”的整個神話賴以存在的基本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他為對付外國輿論而提出的這樣一個肯定：
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對派領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主要是想奪回他們失去的權力。
然而，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為奪回權力而鬥爭的可能性，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人試圖奪他的權。那個時期的托洛茨基，正處於榮譽和權力的頂峰。他被公認為十月革命的傳奇式英雄和紅軍的統帥，當時的托洛茨基憑什麼要去充當德國間諜？
難道，是為了刺探自己手中的情報嗎？或者，是為了瓦解他親手創立的紅軍嗎？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講出了斯大林要講的一切，但是斯大林卻一如既往，並沒履行自己的諾言。克列斯廷斯基還是被槍斃了，他的妻子，某兒童醫院的院長兼醫生，也被逮捕了......
這就是“克列斯廷斯基案件”。
當這一案件被中國人披露出來之後，整個莫斯科甚至整個俄國都被震驚了！
之前所有的人都以為克列斯廷斯基是罪有應得的，是不可饒恕的，但是現在看來卻完全的不一樣。
那麼，曾經的“偉大統帥”斯大林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也就大可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