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在二戰中爆發出來的戰鬥精神，卻是遠超後來成為超級大國後的國民心態。
也許是和所有創業期的人一樣，此時，所有的商船海員都不怕一般的危險，但對大多數人來說，真正的威脅是太平洋上長途跋涉的單調生活，不論朝哪個方向，平均都要連續航行一個月。
遼闊的汪洋，是以“四小時上班，八小時休息”這樣一種令人厭煩的常規來衡量的。自由輪無盡無休地向前，每天航行最多不到三百英裏。海員的苦差使“敲打和油漆”，卻成了無所事事的水手的唯一解拖之道了，而海軍武裝警衛的誌願者們就祈禱上蒼，希望出現“零式”戰鬥機，好讓他們有個目標來練習槍法。
根據美國海軍嚴格的慣例，所有美國商船都是禁酒的。這並不能製止他們千方百計地私帶烈酒，而水手長總是船上最受歡迎的人。他有權得到船上唯一的合法烈酒——用來灌注羅盤的一百度純酒精。說明羅盤盒子在橫渡太平洋時幹掉的速度顯然增快，純粹是由於酒癮，而不是熱帶的太陽的灼熱。純酒精比那種代用家製酒釀，象那種帶香草精的發酵麵包做成的，要高級得多。
長途航行的濕熱，使許多誌願的青年海員的熱情減退了。這些新型的戰時艙麵船員，他們追求商船所給予的較好收入和自由來代替應征入伍，經過海軍新兵訓練中心的嚴格訓練以後，第一次經過金門灣橋下向西航行，自認為是追隨梅爾維爾的浪漫足跡的“速成英雄”。一個月後當他們到達悉尼或布裏斯班時，這種幻想消失了。
戰爭的第一年，雖然澳大利亞人歡迎美國水手和美國兵，“就好象是第五騎兵隊來把他們從日軍手裏拯救出來那樣，”但是遠在大洋彼岸的生活總是鄉下生活，而且沉悶乏味。政府限製酒吧間出售的酒的數量，買啤酒和冰淇淋經常要等很久。最糟糕的是，跳舞廳裏很乏味，婦女習慣於老式的兩人跳舞時保持一定距離的舞姿。這是一位前商船船員的印象，當時他的呼哧呼哧的舊運貨船“鏽鐵桶號”穿過湯斯維爾的北部昆士蘭港口和凱恩斯，運載食品供應送給在新幾內亞的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在他的記憶中，這些滿是塵土的小城“就象南達科他搬到了海邊”，在這些小城到處是美軍部隊精力充沛的美國年輕小夥子，以致男女比率是每兩千男人隻有一個姑娘。
澳大利亞婦女對美國兵的歡迎，在曾經在北非作過戰而回來的澳大利亞師的士兵中引起了憤怒。在戰爭的第一年中，發生了許多次傳奇式的“悉尼搏鬥”，當時矮而粗暴的澳大利亞人跑到酒吧間同美國兵大吵大鬧。
在進軍海南島以前，大量美軍服務人員湧進澳大利亞，人數達到**，其中大部分在橫渡太平洋時，就象是坐著運載奴隸的船隻。
美軍運輸軍隊的自由輪上的一名大副回憶道：“即使沙丁魚也不能這樣裝。”這些匆忙改裝的商船，用來裝運大量美國兵從西海岸出發，所謂改裝，隻不過是安置槽子廁所和野地廚房。一條船上塞滿九百多人，有的睡在光板的甲板上，有的塞在貨艙裏，在灼熱的熱帶氣候中，散發出汗臭、尿臭和嘔吐的臭氣。
一位將軍說：“自由輪上的航行，是經受今後的艱苦生活的很好的準備。”對於不得不備嚐這種困苦的部隊有一種說法：“你們在自由輪上的軍隊船艙裏過兩個星期，為了要上岸，你們就誰都敢打了。”
商船上的許多海員都同意這種看法，戰爭的最後兩年裏，海員們經常沒有什麼機會上岸；運輸船和油輪常常在萊特灣、新加坡、海南島和台灣島之間的灘頭堡穿梭運輸幾個月。在這些最後的大型攻勢中，美國商船的文官們理解到他們的那份最大的責任，因為日本的神風隊飛機集中襲擊運輸輪。
在最後的六個月中，有四十四艘運輸輪不是被擊沉就是被擊壞得很厲害。在衝繩島戰役中，一艘自由輪“威爾頓?戴維斯號”讓日本飛機襲擊了不下七十二次，當時這艘自由輪上的水手正奮力把供應美國陸軍通訊隊的補給——包括二千五百隻通訊鴿——卸上岸。在同一時期，武裝哨兵的炮手擊落一百多架日本飛機。
麥克阿瑟將軍承認商船對太平洋戰爭作出的貢獻，他稱讚他們：“……帶給我們生命之血，而他們卻為此而犧牲了自己的。我看見他們在南海上和新幾內亞港口遭到轟炸。隻要人力所及，隻要他們的船隻沒有被炸彈或魚雷擊毀，他們就給我們運來急需品。在戰爭時期，行動才是最要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