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大公報》曾報道說，山西有災民600多萬；四川僅川北閬中等縣，災民就有800多萬人，有以死人為食的。光安徽、山西、綏遠、四川這四個省的災民數量就超過了2100萬，這還不算甘肅、陝西等災情嚴重的地區。而今年國內受災嚴重的省份一共有19個，你說今年國內會有多少災民？”
“19個省份？”趙振中難以置信地問道。
“沒錯！19個省份！這還不包括日本人占據的台灣和英國人占據的香港等地。”陳炯明肯定道，“趙兄弟所在的山東省也在這19個省的範圍內，隻不過我對山東災情的具體情況並不了解。”
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的這場自然災害，遠比陳炯明從報道上了解到情況嚴重。在當時的中國，由於長期的戰亂，各地根本就談不上什麼水利係統，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近乎於零。甚至擁有“黃河百害，唯利一套”的綏遠省都因旱災、澇災而導致近80%的民眾衣食無著。1929年，23歲的埃得加?斯諾曾隨災情調查團進入綏遠調查當地災情。在斯諾的筆下，他用“死寂”一詞來描述災區的氛圍：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連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肉，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頭脆如蛋殼。所見盡是些已經不能稱之為人的活屍首……
在甘肅、陝西、綏遠、山西、河北等地形成了一個縱橫千裏的超大的受災區域，也是一個充滿饑餓的區域。區域內饑餓的人們無力走出縱橫千裏的饑餓圈，隻好賣兒女賣婆姨賣自己。佳縣黃河岸邊渡口是賣人的市場，陝北人向山西人賣自己的親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壓壓一片，沒有哭泣，沒有離愁，隻有刻骨剜心的饑餓。等在這裏的出賣自己的人們都盼望快有人來把自己領走，賣不出去的人隻能就地餓死在那裏，最後甚至連人販子也餓死了。而後來者又黑壓壓地來到屍體邊繼續等死。很多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華北西北大饑荒的一角。
在當時，買賣婦女兒童在當時幾乎成為一種合法的經營。馮玉祥所部控製的各縣縣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內，街道上公開設有人市市場。被賣兒童或婦女身插草標，明碼標價。婦女價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兒童格則要更低一些。當時糧價飛漲，小麥每鬥價格在5到8元之間，有的地方甚至漲到每鬥12元。那些被賣婦女兒童的身價，尚不及鬥麥的三分之一！很多婦女為了活命，隻好自賣自身，分文不取，甚至自稱“誰引我，緊相連，不要銀子不要錢”。
從山西、河南蜂擁而至的人販子，成群結隊地將低價收買到的大批婦女孺運出潼關，重利出售。陝西省政府表麵上通令各縣禁販人口、查拿人販，但實際上這種禁令隻是官樣文章，一紙空文。因為陝西省政府轄下就按人頭對人口買賣收稅！許多人販手持的賣身文契，就是由當地的縣府官吏代書代寫的，官府為此收費一元二元不等。命陽縣縣長竇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陽渡，名為查拿人販子，實則抽人頭稅。婦女每人過境需繳納出省費10元於20元。
當時關中通往潼關的大道上，饑民載途，哭聲震野，許多婦女兒童，餓斃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淺溝和田野裏，餓殍隨處可見。綏邊縣一婦女，丈夫餓死在家中，她抱著剛滿3歲的兒子丟在路旁的河灘上，自己隻身奔逃。“兒子哭追於後，其母回身將兒子抱起拋搠河中，大慟而去”。禮泉縣災民王某，與妻帶一子一女出逃。是夜與其他災民共宿一破廟之中。夜半妻自賣自身，隨另一災民逃走，次日王覓妻不得，知有變，子女不見其母，大號。王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泱泱華夏，炎黃子孫，其狀竟慘烈至此！
天災**，慘象驚人！從白山黑水到南疆邊陲，從東海之擯到甘肅沙漠，整個中國幾乎就是一個巨大的難民營！而在這巨大的難民營除了那些在死亡線上苦苦掙紮的底層民眾外，其中卻也不乏為富不仁、囤積居奇的奸商！不乏身居顯要，漠視民眾生死的高官達人！不乏在燈袖酒綠、醉生夢死中卻粉飾歌舞升平的精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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