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的社會狀態所特有的社會危機完全摧殘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國家和政治，以及它的國際關係。在把革命前的狀態改變為革命狀態的道路上，主要障礙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機會主義性質：它在大資產階級麵前表現的小資產階級懦弱性，以及甚至在大資產階級垂死呻吟時還同它有不忠實的聯係。
在所有國家中，無產階級都由於嚴重的動蕩不安而遭到破壞。億萬群眾一再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每一次他們都受到了他們本身保守的官僚機器的阻撓。
1931年4月以後，西班牙的無產階級曾經進行了一係列的英勇活動以圖奪取政權和支配社會的命運。但是，它自己的政黨（社會民主黨、斯大林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起了阻礙作用，從而為佛朗哥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在法國，特別是1936年6月靜坐罷工的巨大浪潮說明無產階級已經完全準備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但是，居於領導地位的組織（社會黨、斯大林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在人民陣線的招牌下至少暫時將革命的潮流引導到了便於控製的方向，並且擋住了這股潮流。
在美國，史無前例的靜坐罷工的浪潮和產業工會主義（產業工會聯合會）的驚人的迅速發展，最無可辯駁地表現了美國工人為了勝任曆史交給他們的任務所作的本能的努力。但是，在美國居於領導地位的政治組織（包括新建立的產聯在內）也千方百計阻擋群眾的革命壓力，並且使這種壓力歸於無效。
由於共產國際明確地倒向資產階級秩序的一邊，由於它在全世界，尤其是西班牙、法國、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扮演的無恥的反革命角色，為世界無產階級造成了特別的新困難。“人民陣線”在十月革命的旗幟下推行的妥協政治活動注定無產階級必然要無能為力，從而為法西斯主義廓清道路。
一方麵是“人民陣線”——另方麵是法西斯主義；這是帝國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的最後的政治手段。但是從曆史觀點來看，這兩個手段都隻能權宜一時。在法國，在自由帽[1]者的標誌下，正如在德國在卍字旗的標誌下一樣，資本主義在繼續腐朽下去。唯有推翻資產階級才能找到出路。
群眾的前進方向首先決定於日趨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其次決定於舊工人組織的背叛的政治活動。在這些因素中，第一個因素當然是決定性的，曆史發展規律比官僚機構要有力。不論社會主義的叛徒所用方法可能多麼不同——從布魯姆的“社會”立法到斯大林的審判陰謀——它們決不能摧毀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誌。隨著時間的過去，他們為倒轉曆史車輪所作的絕望掙紮會更清楚地使群眾看到，隻有第四國際才可能解決已成為人類文化危機的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