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係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獲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裏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麵談到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裏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裏麵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板，決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麵，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裏，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獲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幹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裏，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饑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裏，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複。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饑餓，到了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國兵先攻占哥廷根，後為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彙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複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裏住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了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