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卻是處之泰然。我們閱世未深，對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會經曆的人，他應該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隻見他那清瘦的小個子，在校內課堂上，在那座大花園中，邁著輕盈細碎的步子，上身有點向前傾斜，匆匆忙忙，倉倉促促，滿麵春風，忙得不亦樂乎。他照樣在課堂上宣傳他的“現代文藝”，侃侃而談，視敵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沒有敵人的敵陣中。
他不但在課堂上宣傳，還在課外進行組織活動。他號召組織了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由幾個學生積極分子帶頭參加，公然在學生宿舍的走廊上，擺上桌子，貼出布告，昭告全校，踴躍參加。當場報名、填表，一時熱鬧得像是過節一樣。時隔60年，一直到今天，當時的情景還曆曆如在眼前，當時的笑語聲還在我耳畔回蕩，留給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見了。
有了這樣一個組織，胡先生還沒有滿足，他準備出一個刊物，名稱我現在忘記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類。以我當時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從“天書”中生吞活剝地抄來了一些詞句，雜湊成篇而已，決不會是什麼像樣的文章。
正在這時候，當時蜚聲文壇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濟南省立高中，看樣子是來探親的。她是從上海來的。當時上海是全國最時髦的城市，領導全國服飾的新潮流。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麵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議，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樣處之泰然，國民黨卻並沒有睡覺。他們的統治機器當時運轉得還是比較靈的。國民黨對抗大清帝國和反動軍閥有過豐富的鬥爭經驗，老謀深算，手法頗多。相比之下，胡先生這個才不過二十多歲的真正的革命家，卻沒有多少鬥爭經驗，專憑一股革命銳氣，革命鬥誌超過革命經驗，宛如初生的犢子不怕虎一樣，頭頂青天，腳踏大地，把活動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這確實值得尊敬。但是，勇則勇矣，麵對強大的掌握大權的國民黨，是注定要失敗的。這一點，我始終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識到了。這個謎將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事情果然急轉直下，有一天，國文課堂上見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師。全班學生都為之愕然。小道消息說，胡先生被國民黨通緝，連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秘密殺害，身中十幾槍。當時他隻有28歲。
魯迅先生當時住在上海，聽到這消息以後，他怒發衝冠，拿起如椽巨筆，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曆史的第一頁，是同誌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二心集》）這一段話在當時真能擲地作金石聲。
胡先生犧牲到現在已經60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現在，也不過八十七八歲，在今天還不算是太老，正是“餘霞尚滿天”的年齡，還是大有可為的。而我呢，在這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內，經曆了極其曲折複雜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內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在“空前的十年”中，幾乎走到窮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個不到20歲的中學生變成了皤然一翁，心裏麵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現在眼前，我有點困惑。我真願意看到這個身影，同時卻又害怕看到這個身影，我真有點誠惶誠恐了。我又擔心，等到我這一輩人同這個世界告別以後，腦海中還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徹底地從地球上消逝了。對某一些人來說，那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在這裏，我又有點欣慰：看樣子，我還不會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隻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願這一顆流星的光芒盡可能長久地閃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