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話有母親的道理，在父親的遺體告別式上，穿戴齊整的父親，儼然是社會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裝氣派而莊重，那是父親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的一貫裝束，是解放後父親的形象。至於那個包袱，在父親入殮之時被我悄悄地擱在了父親腳下。我知道，這個小小的細節除了我的母親以外，在場的我的幾個哥哥都看到了，大家都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狀態，他們都是過來的人，他們對這樣的事情能夠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寬容。
到底是金家的爺們兒。
與六兒相關的線索由於父親的死而斬斷，從今往後，再沒有理由來往了。“文革”的時候，我們聽說六兒當了造反派，是的，他根正苗紅的無產階級出身注定了他要走這一步。在我的兄長們為這場革命而七零八落時，六兒是在大紅大紫著。我和老七最終成為了金家的最後留守，我們提心吊膽地過著日子，時刻提防著紅衛兵的衝擊，而在我們心的深處，卻還時時提防著六兒，提防著他“殺回馬槍”，提防著他“血債要用血來償”的報複，如若那樣，我們父親的這最後一點兒隱私也將被剝個精光。給我們家看墳的老劉的兒子來造了反，廚子老王從山東趕到北京也造了我們的反。唯獨六兒，最恨我們的六兒，卻沒有來造反。
後來，我從北京發配到了陝西，一晃又是幾十年過去，隨著兄弟姐妹們的相繼離世，六兒在我心裏的分量竟是越來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時，會從眼前閃過六兒的影子，有時在夢中，他也頂著一頭繁重的角，喘息著向我投以一個無奈的苦笑。驚慌坐起，卻是一個抓不著的夢。老七給我來信，談及六兒，是滿篇的自責與檢討，他說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唯親愛之而已，他於兄弟而不顧，實在是有失兄長的責任，從心內不安。老七是個追求生命圓滿的人，而現今世界，在大談殘缺美的同時，又有幾個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圓滿，包括六兒和我在內。
八
來北京出差，在電視台對某服裝大師的專訪節目中，我突然聽到了張順針的名字，原來這位大師在介紹自己淵源的家學，向大家講述從他祖父謝子安起，到他的父親張順針，他們一直是中國有名的服裝設計之家，他之所以能成為大師，絕對的有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會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聽了大師的表白，隻感到不是說明，是在檢查，這樣的套路，每一個出身不好本人又有點問題的人，在“文革”時都是極為熟悉的，現在換種麵目又出現了，變作了“經驗”，隻讓人好笑。
依著電視的線索，我好不容易摸索著找到了張順針的家，當然已不是昔日的橋兒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買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兒當在千萬元以上。也就是說，貧困的謝娘後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戶了。想起當年武老道“若生在貧賤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斷語，或許是有些意思。
朱門緊閉，我按了鈴，有年輕人開門，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來的門房。我說來看望張老先生，看門的小夥問我是誰，我說是張先生年輕時的朋友，那小夥很通融地讓我進去了，他說老爺子一人在家快悶出病來了，巴不得有人來聊。
院裏有猛犬在吠，小夥子攏住犬，告訴我說，老爺子在後院東屋。
來到後院東屋，推門而進，一股熟騰騰的糨子味兒撲麵而來，靠窗的碎布堆裏，糨子盆前低頭坐著一個花白頭發的老人，這就是六兒了。
見有人進來，老人停下手裏的活計，抬起頭，用手托著花鏡腿，費勁地看著我，眼睛有些混濁，看得出視力極差，那模樣已找不出當年橋兒胡同六兒的一絲一毫。
我張了張嘴，那個“六兒”終沒叫出來，因為我已經不是當年使性較真兒的混賬小丫頭，他也不是那個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們都變了，變了很多很多。該怎麼稱呼他，我一時有些發懵，叫張先生，有些見外；叫六兒，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後來，我決定什麼也不叫。
我說，您不認識我了麼？
張順針想了半天，搖了搖頭，笑容仍堆在臉上，他是真想不起來了。
我說我是戲樓胡同的金家的老小，以前常跟著父親上雀兒胡同的丫丫。
聽了我的話，對方的笑容僵在臉上，我估摸著，那熟悉的冷漠與厭惡會立刻現出，盡管來時我已作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心裏仍舊有些發慌。但是，對方臉上的僵很快化解，湧出一團和氣和喜悅，親熱地讓我坐。
我將那些碎布扒開，挑了個地方坐了。
張順針說，咱們可是有年頭沒見了，有30年了罷？
我說，整整44年了。
張順針說，一眨眼兒的事，就跟昨兒似的，您這模樣變得太厲害，要是在街上遇著了，走對麵也不敢認呀。說著順手從他身邊的大搪瓷缸子裏給我倒出一碗濃釅的茶來。我喝了一口說，您這是高末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