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蠡是為逃避政治風險做起了買賣。事實上，在春秋戰國時代，甚至是秦王朝，商賈還是受到社會廣泛尊重的。《貨殖列傳》裏就記載了一個被秦始皇表彰的富姐--巴寡婦清（巴地寡婦，名字叫清）的故事。清繼承祖業，采丹致富，富比王侯，傳說她曾出巨資修長城，並為秦皇陵提供大量水銀。由於她以財自衛，因而被秦始皇封為“貞婦”。
到了漢朝，商賈淪為了末業（即最不重要的行業）。帝國開始搞官商專營，實行“計劃經濟”、“權力經濟”，商賈此時成了權力的附庸，隻能在權力的夾縫中生存。當時，帝國政府對農業特性的認識已比較深刻，“上農除末”事關帝國的命運和利益，其他行業，如工，基本上處在為農業做補充的副業地位。即使到明清兩代有所發展，但是仍被限定在等級倫序的規範之中。
我們說秦漢時代商業活動還有那麼點空間的話，而當商鞅設計的耕戰國家理想被徹底實踐後，富貴結合的禮治秩序建立起來，商人的地位就開始一落千丈了。西漢著名的“鹽鐵辯論”，實際上是儒家以禮製秩序治國，即等級倫序及其道德訓誡教化的勝利。這次辯論，對華夏世界的影響極其深遠--商人被納入禮製秩序中，受到打擊和排斥；不僅如此，新建立起來的尊卑貴賤親疏遠近的帝國秩序，徹底否定了商業的地位。自春秋戰國開始，士農工商的關係不斷被論證排序，到此時終於有了結果，“工商”業終於徹底淪為了“末業”。在這樣的秩序中，隻有爵祿才是正當的、合法的富貴，社會地位是個人安身立命的先決條件。
各種欲望的滿足必以社會地位為取決的條件，消費的能力與 欲望的意誌是無關的，所謂“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 有富家多資，無其祿不敢用其財”。
在這一新秩序下，等級倫序被大加推崇，社會分工，當然也包括商人的活動,早已不是關注的重點。從帝國的實踐來說，“上農除末”一直是經濟政策的核心。由於靜態社會結構的牢固性，完善對臣民從上到下的垂直控製，才是帝國運轉的關鍵所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