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商人的掮客本色
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富民何必井田也？ --漢·桓寬《鹽鐵淪·力耕》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並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仆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而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人多而地力盡矣。
--南朝宋·範曄《後漢書·桓譚傳》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沈萬三，資產雄厚，富可敵國。傳說，明太祖築南京城，沈萬三自請築東南，明太祖自築西北，西北未築完，東南已竣工。據《明史·馬皇後傳》記載--
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分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之軍，此亂民也，宜誅之。”後諫曰：“其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
秦漢而後，能見於正史的富翁不多，沈萬三算是其中之一。沈萬三的故事，有三方麵因素值得思考：其一，沈萬三富於元末亂世；其二，沈萬三受到帝國王朝的直接排斥打擊；其三，民富敵國，不祥，天要懲罰。
事實上，帝國時代的文化與製度，素有排斥、拒斥、壓製商業發展的傾向。一方麵，帝國時代工商活動的空間極其有限，帝國對商業的控製和對商業地位的安排，使商業幾乎是自帝國產生時起，即不由分說地被貼上了不道德的標簽，背負起“無奸不商”的“黑鍋”。經商經常地是被作為一種暫時的謀生手段被對待，商人一旦積累下財富，或購置田地成為地主，或進入官僚係統成為官員（即“耕讀傳家”），躍身成為相對體麵的階層。另一方麵，中國很早就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市群落，其活躍程度又是帝國模式無法遏製的，《清明上河圖》的繁華景象便是一明證。因此，工商業在帝國秩序中的地位，大概隻有“不尷不尬”四個字可以概括。在技術水平落後的條件下建立起的大一統國家，財政的根基在於對人口、土地的控製和對專賣製度的控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