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為今天的話說，就是樊英這個人名氣大，皇帝想讓他出來做官為自己服務，哪料樊英這人不識抬舉，不僅不想做官，而且當被抬到皇帝麵前時居然也不行禮。一般人能見到皇帝已是極大的榮幸，若被握了手，恨不得一輩子都不洗手。皇帝大概沒見過這種既不想做官，居然還不向皇帝行禮的家夥，自然大為惱火，便以生死貴賤相威脅。樊英不領情、也不崇拜皇帝的手段，其根底也在“天命”上。
帝國王朝時代，皇權不容置疑，其權力來源於天人世界秩序。如果說官僚體係還能與帝王相抗爭，那麼也隻不過是由於帝王首先不能不通過官僚體係治理帝國；其次，官僚體係的抗爭總是強調其目的在於維護皇權。帝國皇權的進程，可以說是皇權不斷推進和官僚體係徹底被馴化的過程。
帝王這一角色，從等級倫序本身的道德角度出發，可以認定隻有理想的“聖人”才是合格的君王；這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說，處於神聖的君王之位的帝王即理想的聖人。事關帝國秩序和諧的帝王，既然沒有塵世的約束而隻能求諸帝王的道德品性本身以為動力，這也難怪，帝國的編年史家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記載著帝王的一言一行，不厭其煩地探討帝王的道德品性，連帝王的生活細節也被強烈關注，其目的乃是要以此諫誡帝王。結果，在帝國的編年史中除了規行矩步的帝王外，還有一大批受到道德評判苛責的乖張帝王形象。
可以隨心所欲的帝王，如果沒有一定的敬畏之心或者節製之意，自然是可以為所欲為，隻有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有個故事說，北齊皇帝將人剝光衣服，放到滿是蠍子的籠子中，看到人哀痛嚎叫，自己則樂不可支。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蠍一鬥，曉得二、三千，置深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此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焦竑《焦氏類林》卷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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