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又響了，又有人報告說：不知哪裏來的一幫人，要接收軍校全部武裝，現與學生相持不決……陳公博雙眉緊鎖，幹脆丟下電話筒，一籌莫展地倒在沙發裏。
陳璧君見形勢確實緊張，陳公博已是泥人過江自身難保，哪裏還幫她的忙，隻得轉身出來，步行著返回自己的公館。
1891年11月5日，陳璧君出生於馬來亞檳榔嶼喬治市的陳姓華商家。其父陳耕基，原籍廣東新會，與梁啟超同鄉；其母衛月朗，原籍廣東番禺。年輕時，陳耕基攜妻闖蕩南洋，成為當地富有的橡膠商和體麵的紳士。陳璧君生長在優越的家庭環境裏，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備。“絕對清潔，但不齊整。愛好天然，不事裝飾，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塗過脂粉。不會唱歌，不會跳舞，好聽優美的音樂，但是不懂。好看新、舊、中、外的畫，但自己一條直線都畫不出來”，這就是陳璧君的自我描述。
在華商中，陳耕基對政治較為超然；衛月朗識大體，明大義。青少年時期，陳璧君頗得母親真傳，有主見，也有膽魄，比一般女生更有思想和決斷力。
1907年，陳璧君16歲，在檳城同盟會會長陳世榮家莎蘭園，她見到年方二十四的革命才子汪精衛。汪是典型的美男子，胡適就曾說過，他若是女人就一定要嫁汪精衛，此話並非戲言。陳璧君情竇初開，對汪一見傾心。為了能常常見到汪精衛，與他共效於飛，陳璧君腦海裏生出一個大膽的想法：遠赴東瀛留學，加入同盟會。
陳璧君的心思汪精衛洞若觀火，有意回避——汪精衛是有婦之夫，與家鄉的劉姓女子結縭數年，雖在異域他鄉奔波數載，夫妻關係名存實亡，畢竟那道無形的“紙銬”沒有解除。汪精衛旅日期間，因在《民報》上宣傳民族革命觸怒清廷，他擔心牽連劉氏，去信表示“彼此夙無愛情，不宜再生糾葛”。偏偏劉氏是個難得的烈性女子，對夫君忠貞不渝，拒絕離婚，托人鄭重其事地轉告汪精衛，她決定終身守節，好女不事二夫，因此這段婚姻依然懸而未斷。
於是，汪精衛對陳璧君的愛慕作了冷處理，不告而別，避免節外生枝。但陳璧君天性執拗，且不管汪精衛同不同意，先把父母爭取過來，變成自己的同盟軍。陳耕基聽說女兒愛上了有婦之夫，頗為不悅，苦口婆心解釋：嫁革命黨人，做寡婦的機會很大，過安生日子的可能性卻很小。何況陳璧君已與表兄梁宇皋訂婚，豈能說悔婚就悔婚，這成何體統！母親衛月朗卻通情達理，她看到女兒茶飯不思，身形日益消瘦，就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由她親自陪同陳璧君前往新加坡，探明汪精衛的心思後再作計較。
陳氏母女到了新加坡，孫中山特意為她們接風洗塵。年過半百的衛月朗親睹了一代偉人的風采，親耳聆聽了三民主義主張和創建共和的遠景描繪，心馳神往，似乎全然忘記了到新加坡來的初衷，不僅允許女兒去日本留學，她本人也要加入同盟會。
1908年，陳璧君赴東瀛尋夢，“心旌耀耀，一如輔翼淩空，翔飛萬裏”，她的豪情是那個時代狂飆激進者所特有的。陳璧君乘船抵達東京後，很快結識了同盟會的大批革命誌士。
1910年，汪精衛決意親赴北京刺殺清政府攝政王載灃，以回擊外界對同盟會高級幹部的質疑。（認為他們是怕死鬼，隻知慫恿別人流血革命，自己卻躲在幕後唱高調。）陳璧君毅然與之同行。當時行動經費奇絀，籌措甚難，衛月朗不惜典質衣服、首飾，給他們提供川資。
由於細節上的疏漏，汪精衛和黃複生的刺殺行動尚未實施，就泄露了行藏。警察順藤摸瓜，捕獲了二人，並打入死牢。清廷將革命黨人“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乃是一貫的做法，但汪精衛和黃複生意外地遇到了一位善主——肅親王善耆。當革命黨刺殺成風、起義不斷時，善耆曾說過以下頗具見地的話：“革命黨人，早已甘心鼎鑊，不畏一死，酷刑重罰，決難禁止其謀。為今之計，隻宜刷新政治，以去黨人口實；寬容黨人，開其自新之路……”
宣統三年（1910年）春，善耆細閱汪精衛的供詞之後，慨歎“其才出色，其誌可悲”，“與其殺掉，莫若令其改變誌向，為國盡瘁”。經善耆力爭，汪精衛和黃複生幸免一死，僅被判處終身監禁。自有大清律例以來，這是破天荒頭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