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新論》一書初版於1996年，印數不很多，很快就見不到了。常有海內外的朋友索要此書，竟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所以，此書能有再版的機會，我很高興。這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朋友們，還要特別感謝擔任此書再版工作的責任編輯王琬瑩，她的工作做得十分認真、仔細，校出好幾處原版書中不曾校出的錯誤。我想讀者們也會感謝出版社和這位編輯朋友。
如果從1975年，係統查閱胡適先生留存在東廠胡同一號的檔案文獻算起，我的胡適研究工作到現在，已有三十四年之久了。我研究胡適的第一篇論文，是發表在1979年第5期的《曆史研究》雜誌上，到現在則是整整三十年。我研究胡適的第一本書，是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到現在也有二十四年了。回想這段曆史，真是感慨係之。記得，1979年我跟某出版社約定，要重新出版《胡適文存》1—3集，由我進行校訂。工作進行了一半，就聽某大員說，社會主義的出版社，怎麼可以出版胡適的書？此事遂寢。後來到上世紀的80年代後期，以至90年代，竟有多家出版社，以各種不同名目競相出版胡適的的著作，而研究胡適的書和論文、文章則更是層見迭出，要列出一個完整的目錄，恐怕就成一本書了。三十年來，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發展，社會進步，人們的思想觀念也隨之不斷進步和更新。少年時讀郭沫若先生譯的歌德的著名詩劇《浮士德》，其中有兩句給我的印象非常之深，以致過了半個多世紀，我還能清晰地記得。這兩句詩是：“不可企及者，在此事已成；不可名狀者，在此已實有。”用這兩句詩來形容最近三十年我們所親見、所身曆的種種變化，豈不是非常貼切嗎？這再一次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存在決定意識。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下，人們的眼界寬廣了，胸襟開闊了，社會開始培養起一些包容的精神，給個性的解放、創造性的發揮，提供了一定的空間。胡適研究的開展，正得益於此。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陸續有幾家出版社要求我寫一本胡適的傳記。我一直沒有答應。這裏邊原因很多。胡適本身是個非常複雜、爭議甚多的人物，在沒有把所有比較重要的問題作過深入研究之前，很難寫出一本好的傳記來。況且這也需要有一定的客觀環境，需要社會的包容精神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方可水到渠成。另外還有一層原因，可能一般人並不知道。其實，胡適研究一直是我的業餘愛好。上世紀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期，我的主要精力是用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與寫作。後來有五六年的時間，我幫助黎澍先生工作。從90年代初起，我創建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此後就一直帶領研究室的同事們陸續從事集體的課題研究，相繼完成“近代中國人對民主的認識與實踐”（其成果為《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其成果為《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研究》九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刻下又致力於“中國近代思想通史”的研究和寫作。主持這些課題的研究與寫作，工作相當繁巨。所以，我隻能抽空做一些研究胡適的工作。如今，我已年過古稀，今後能不能得到一段相對集中的時間來寫作一本胡適的傳記性著作，實不敢必。不過我相信，我沒有做的事情，會有其他人來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後年，2011年，是胡適先生誕辰120周年。我希望在最近一年多的時間裏，能有一些新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來，以為紀念。同時，也算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一個側麵的見證。
耿雲誌
2009年11月30日
於北京太陽宮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