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胡適接受了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之聘，擔任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的職務，期限兩年(1950年秋到1952年夏)。從此之後，他便有計劃地利用該館圖書進行一些研究工作。這個圖書館收藏中國古籍大約有10餘萬冊之多，其中善本不少：南宋刻本有近700本；明朝刻本有1600多本；清初武英殿裏的珍本有2000多本。胡適以兩年之久的時日，對上述書籍進行研究整理，寫了許多考證文章，尤其對中國古代科技方麵的發明與發現等問題有新的認識。因此，後來他搞了一次題為“11世紀的中國印刷”的展覽會，借以宣傳中國文化。他親自撰文介紹，展覽很有成績、轟動一時。後來胡適離職後，該大學仍聘他為名譽館長。
同年6月，江冬秀經香港來到紐約。胡適住房太小，朋友們勸他買所房子。他回答說：“我確實沒有力量買房子，而且我的‘家’太小，用不了一所房子。況且胡適之買房子是要挨罵的。”之後，他們夫妻倆，仍住胡適早先居住的地方，過著自食其力的簡樸生活。胡適每天仍搞他的研究工作，有時會一會來訪的中外客人。江冬秀做家務，有時以麻將牌消遣，日子雖不太愜意，倒也自得其樂。據一位當時拜訪過胡適的人後來回憶說：他住的公寓“依然是四壁圖書，不精致而親切，一派中國學者風度。若依先生聲望，居處應遠這考究，至少應有一個傭人以作雜務，然而在美國不是百萬富翁，沒人用得起‘下女’，所以二老賃屋而居，一切自理。夫人打掃廚房，先生便淨桌放筷，飯後又把飯菜撤回廚房，隨手帶來抹布，拭幾擦桌，事必躬親。夫人送茶給客人，帶來一杯給先生，他便連聲道謝：‘磕頭磕頭’，而且不是虛謊，真的是欠起身來。在同客人的談話中間，偶有觸發便告個罪，走進廚房把客人的來由和有趣的談話相告細君，真是親切如夫妻，相敬如賓客，中西風味、二者兼備，融會貫通、老而彌淳。”後來，胡適應人之約做“口述自傳”，江冬秀也“夫唱妻隨”寫了一部自傳。據看過這部稿的唐德剛先生評論說：“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裏也別字連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純真、最可愛的樸素文字!也是一篇最值得寶貴的原始社會史料。”據說這部手稿後來不見了，不知流落何方?實在可惜!
胡適身居國外，但對國內發生的事情，他是非常注意的，當他從香港《大公報》(9月22日)看到兒子胡思杜寫的題為《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的文章時，感到很震驚。那時胡思杜在北京華北大學學習。經過一段時期馬列主義的學習，覺悟有了很大提高，在此基礎上他聯係思想實際，寫了一篇批判他父親的文章。這篇文章從五四運動說起，一直講到胡適當時在美國活動的情形，對各個階段都有分析批判。最後總結說：“在他(胡適)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之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我以為在思想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劃開的地方。”這篇批判文章胡適剪貼在他27日的《日記》裏，批注說：“小兒此文是奉令發表的。”胡適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對馬列主義革命理論改造世界的威力，以及新中國建立後天翻地覆的變化，人的精神麵貌的改變，他是難以想象得到的，所以毫無根據地認為這篇文章並非出自他兒子的內心。這真是大膽地懷疑!依此類推，他對於老朋友陳垣，親戚江澤涵等人給他的信也同樣持懷疑態度，認為是受人指使向他做宣傳的。可見他成見太深，對新生事物理解不了。
這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突然得腦溢血病而在台灣逝世。當天胡適接到友人來電，感到很悲痛!他在日記裏寫道：“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學問，又能治事、能組織。他讀書最能記憶，又最有判斷能力。故他在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績，都有開山的功用。”又說：“他對我始終最忠實、最愛護。他的中國學問根底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寫信給我，總是自稱‘學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傅斯年自1917年在北京大學進入本科學習，聽了胡適講授哲學史課後，對胡適便產生了極好印象，之後，他在學術上、政治上追隨胡適，成為胡適得力的助手，時時處處他都在維護著胡適的聲譽，但若有他認為老師有不是之處也敢於提出批評。對於這些往事，胡適回憶說：“我們見麵時，也常‘抬杠子’，也常辯論，但若有人，攻擊我，孟真一定挺身出來替我辯護。他常說：‘你們不配罵適之先生!’意思是說，隻有他自己配罵我。我也常說這話，他並不否認!可憐我現在真失掉我的最好的諍友和保護人了!”由此可見，胡、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傅斯年突然死去，胡適無比地難過，回憶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更是難以忘懷。他說，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傑出的。他能做第一流的學術研究，同時又最能辦事，他辦的四件大事：一是廣州中山大學的文學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三是北大複員時期，四是台大，都有大成績，想到這些，胡即寫信給毛子水，因為毛子水與傅是知交，希望他出來為傅整理遺著以資紀念。在信裏他說：“孟真的著作除《性命古訓》已印出外，都沒有成書。他的《古代中國與民族》、《古代文學史》都應該有稿本在家中或在研究所。所中同人應該擔負收集保存遺稿的責任。此種事不可遲緩；當及早收集、及早印行。否則，更難收集了。”此事後來經過毛子水等人的努力，由台灣大學出版了《傅孟真先生集》六冊。其中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辯證》、《中國古代文學史》、《古代中國與民族》等著作，還有論文百餘篇。傅是“五四”時代的先進人物，他與羅家倫、顧頡剛等人創辦的《新潮》月刊在當時影響是很大的。後來在學術上提倡考古、研究史學並創辦了“曆史語言研究所”，這些在我國學術發展史上都有不可磨滅的功勞。但在政治上堅持資產階級反動政治立場，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結果猝死於台灣省議會席上，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傅斯年死後，台灣國民黨“行政院長”陳誠電邀胡適繼任台大校長，但遭到謝絕。胡適在給趙元任信中說：“孟真死後，有一個時期，陳辭修(陳誠)逼我回去做台大校長。我力辭，並推薦錢思亮，聽說辭修大概決定思亮就任了。”後來陳複電表示準辭，稱“不強先生所難”，接受胡建議任錢為台大校長。在此之前，蔣介石曾寫信給胡適，要他返回台灣，準備為他祝壽，也被他謝絕了。胡適說：“我本想回國看看，結果因事牽扯，分不開身，兼之心髒病複發，隻好婉謝總統的盛意了。”由上述兩事可看出，台灣當局那時是想積極爭取胡適回到台灣，但結果都沒有成功。
胡適雖然沒有回到台灣，但他對台灣國民黨政府仍抱著希望。同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發表文告，宣布複職。他與在美的曾琦(青年黨人)聯名發電，表示祝賀。這時李宗仁仍居美國，後來“副總統”的名義，也被蔣介石收回了，可見台灣已成了蔣家的天下。胡適對這種獨裁政治是感到怨煩的，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故他還是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
1951年12月17日，這天是胡適的生日，天氣很冷，大雪紛飛，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講學回家的車上暗自思量：今年已是61歲了，所得的心髒病連人壽保險公司都拒絕保險，他常帶著藥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結束，所以下決心無論如何應在有生之年，還清一生中所欠的債務，於是定下“生日決議案”：第一筆債是完成下卷《中國思想史》；第二筆債完成下部分《中國白話文學史》；第三筆債《水經注》的考證也應該判決了；第四筆債是如果國家有事，隻要力所能及，無論為團結自由力量，為自由中國說話，都願盡力而為。由此可看出，胡適客居外域，晚景並不樂觀，其中苦楚淒涼、思念故園之情躍然紙上。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第二年他在普林斯頓的聘約滿期後，接受台灣大學及台灣師範學院的邀請，11月19日由美第一次回台灣省，旋即在台大以“治學方法”為題，連續作了三次學術報告。講的內容多是過去的老話，他說：方法是什麼呢?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做一個公式或一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的說出來，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達方式。現在我想起二三十年的那兩句話，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是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要的話。第二次講治學要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所謂勤，就是不偷懶，舉他考證《水經注》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經驗為例。謹，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濫汙。孔子說的“執事敬”，就是小心求證的“小心”兩個字。和，是虛心、不武斷、不固執成見，不動火氣。他說：“動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謙虛的跟著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什麼危險的境地去”。這就是和。緩，是不要著急，不要輕易發表，不要輕易下結論。在證據不充分或不滿意的時候，姑且懸而不斷。懸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到找了更好的證據，再來審判這案子。他認為這點很重要，“如果不能緩，也就不肯謹、不肯勤、不肯和了。”最後他說，有好習慣當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結果。第三次講方法與材料，大意是說，材料可以幫助方法，材料不夠，可以限製做學問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使做學問的結果與成績不同。他說，做研究工作要得到好的成績，需要有三個條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夠隨時地擴大材料；(三)能夠擴充研究時所用的工具。他舉《紅樓夢》的研究為例，說：因為所用方法比較嚴謹，比較肯去上天下地動手動腳找材料，所以我們研究工作才能有點成績。這點他感到可以自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