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提議放棄與2、6軍團會合。以前多次較量，他太了解蔣介石的用兵之道了。與2、6軍團會合，一個已被敵人熟知的戰略意圖，仍然不顧一切地去實施，無疑會遭到失敗。
在紅軍尚沒到通道以前，蔣介石已派重兵層層封鎖紅軍與2、6軍團會合的道路，並築起了四道封鎖線：
第1道封鎖線：從新寧縣起經七昨橋、窯上、豆子坪、唐家園、五裏渡、城步縣城、丹口、菁蕪、通道、靖縣、江口、東城場、牛埠至藏江。
第2道封鎖線：從新寧縣起，經江口、飛仙橋、馬頭橋、龍潭橋、石獅子、李家渡、五晨灣、銅鼓嶺、城步縣城、江口塘、十四鋪、綏寧城、文昌閣、天重界、靖縣、廣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3道封鎖線：自新寧縣起，經飛仙橋、石門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條溪、梅口、長鋪子、河口、洪江至黔陽。
第4道封鎖線：自新寧經安心關、武岡、舊心鋪、藥園、瓦屋堂、西坡、袁馬、洪江至黔陽。
“追剿”總司令何鍵，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把分散的5路兵力編為兩個大兵團。劉建緒為第1兵團總指揮，指揮1、3、5路的兵馬及第19師55旅並補充4團；以薛嶽為第2兵團總指揮，指揮原2、3兩路部隊。
廣西軍閥也組織了兩個“追剿”隊，以其15軍軍長夏威率兩個師為第1“追剿”隊，以其第7軍軍長廖磊率兩個師為第2“追剿”隊。
這次蔣介石共集結部隊20餘萬人，擺在紅軍前麵。紅軍要想強行突破蔣介石的封鎖線的確是凶多吉少。
李德在會議上提出：目前我軍是疲憊之師，很需要立足之地進行休整，現在紅軍經過湘江一戰，勢單力薄，與2、6軍團會合拒敵，才能有希望。
毛澤東則提出與2、6軍團會合困難重重，不如轉道去貴州，然後再尋找機會，先避開敵人的鋒芒。
有人又提議，幹脆放棄與2、6軍團會合，到川陝與4方麵軍去會師。
周恩來沒有急於發言，他的頭腦此時已清晰起來，目前這種處境，強行與2、6軍團會合肯定不行，即便去會合，也隻能繞道，甩開敵人的追堵。就是會合成功了，建立了一小塊蘇區，蔣介石能甘心麼？他仍然會調集幾十萬的兵力來“圍剿”，一次不行，兩次……這樣能長久麼？
毛澤東的提議得到了很多人讚同，首先得到了王稼祥、洛甫的支持，就是周恩來言辭之間，也肯定了毛澤東的這一提議。
也就是說，李德和博古堅持的與2、6軍團會合的計劃以少數被多數否決了。
這對李德來說無疑是一次慘重的打擊，他自己也深知自從湘江紅軍遭到慘敗後，他的影響已日漸衰微了。他覺得此時，已經沒有意義再爭論下去了，他心灰意冷漠然地離開了會場。他這時的心情，多麼像寧都會議時，毛澤東無可奈何離開會場的情形呀。
李德此時的痛苦又和毛澤東在寧都會議時的痛苦有不相同的地方。就身份而論，李德是個外國人，是紅軍的顧問，他沒有必要在紅軍中爭權奪利。紅軍失敗也好，勝利也好，他總是個“外人”，總有一天會走的。他失落痛苦的是，他覺得自己的才智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而按照另一條截然相反的路線去執行，他心裏承受不了這種打擊。
李德自認為自己是對的，自己比任何一個國際顧問都出色。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卻忽視了，他麵對的是一個陌生的國家，一支陌生的軍隊。他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吃透他周圍的人，怎麼能吃透一個國家和一支軍隊呢？
李德失意地離開會場，他信步走上了一個小山坡，山坡上枯草淒淒，陽光卻很好，此時眼前的景色正符合李德的心意。他在山坡上站了一會兒之後，便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深秋的風，裹挾著陣陣涼意吹在他的身上，他覺得身上冷，心裏更冷。
他想找一支煙來吸，一摸口袋，隻掏出了一個空煙盒，他苦笑著把空煙盒扔到眼前的草地上。仿佛過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他看見山腳下那間開會的房間門開了，首先走出的是博古，博古徑直朝李德走來。
博古走到李德麵前，呆站一會兒，便在李德麵前蹲了下來。此時兩個人都是一樣的失意。沉默了半晌，博古才悠然地說：
他們勝利了。
其實不用博古說李德也知道會議的結果。李德又想起兩個月前，離開蘇區的頭天夜裏項英的提醒。李德這才說：看來項英說的是對的。
博古當然知道李德指的是什麼，也接著說：毛澤東利用了洛甫?對我們的不滿。
洛甫有什麼道理對我們不滿？博古有些激動。
因為他感到有職無權。博古說。
我看不僅是這些，與毛的鼓動有關，別忘了轉移初期他們三個人天天在一起。李德強調著。
博古不置可否地一笑，半晌才說：王稼祥、洛甫對我們不滿，否定我們都可以理解，周恩來為什麼否定我們，難道紅軍到目前這種樣子，他就沒有責任麼？
李德道：按你們中國話講，這個人就是很識時務。
博古沒有再順著李德的話說下去，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安慰李德：他們堅持轉道去貴州，這樣也好，隻不過是推遲與2、6軍團會合的時間而已，到頭來，他們無路可走，還得去與2、6軍團會合，到時候仍然說明咱們是對的。
問題是這種轉變，未來的責任誰來負，現在是我們指揮這支部隊還是毛澤東他們？萬一紅軍的命運遭到不測，我怎麼向共產國際組織交代呢？李德激動地站了起來。
博古也站了起來，豁達地說：曆史會做出公正回答的。
李德無奈地聳了聳肩。
那天晚上，博古為了寬慰李德沮喪的心情，安排肖月華和李德住在了一起。
這種機會對李德和肖月華來說是難得的。就是他們有機會見麵，也不一定有相聚的條件。李德很難理解這種柏拉圖式的戀愛方式。他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便會莫名其妙地發火。
曆史自然會公正客觀地對李德有個評說。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寫李德：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發長征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爾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采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誌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借口。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5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曆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能從中受益，把全麵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不會重犯了。
通過李德和博古的失敗，給以後的黎平會議打下了一個基礎。具有曆史意義的還是著名的“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掌握了兵權，才有了陝北的勝利會師。當然，這一切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