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當時並沒有發火，這使彭感到驚異，原來伍修權在翻譯時緩和了他的措辭，他請楊尚昆將軍再給翻譯一遍，這回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李德聽明白了，李德開始咒罵他，說他是“封建腦袋”。彭德懷也不客氣地回敬了他，然後收拾起自己的背包，準備被調回瑞金，撤去指揮官的職務，被審訊，判刑，準備丟掉黨籍，甚至槍斃。他回憶說：“我做好了一切準備，什麼都不在乎。”使他驚訝的是，居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於王明路線，使毛澤東等人受到了排擠，博古就是在這時被指派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那時他才二十四五歲，論資曆，論水平他都無法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相比。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遠在蘇聯，他是想在中國找到自己的一個化身，就這樣，博古被推到前台。
對博古自己來說，獲得如此高的權力，使他感到既緊張又興奮。他自己也清楚，無論是能力還是資曆都還欠著火候。當曆史把自己推到這樣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設法扮演好這個角色。
十幾萬紅軍命運的決策權，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時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團”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來。馬列的書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軍事上他卻幾乎沒有任何實踐經驗，就是作戰理論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經過短期集訓，這種紙上談兵的短訓，對他領導十幾萬紅軍破除蔣介石幾十萬到百萬大軍的“圍剿”毫無用處。而李德頭頭是道的軍事理論，還有李德那不同尋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對李德言聽計從，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國際共產組織派來的軍事顧問，掌握起了紅軍命運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團”中，就是周恩來有不同意見，也是二票對一票的局麵，所以說周恩來除執行命令，做一些具體工作外，在決策上很難有所作為。而中國畢竟不是德國，更不是蘇聯，李德那一套街壘作戰經驗和城市革命的經驗，在蘇區就顯得弱不禁風了。紅軍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最後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為怪了。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裏，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確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別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著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從海參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車。列車穿越西伯利亞時，到處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樹林，到處是嚴寒和冰雪。那時他的心裏是熱的，他一想起克裏姆林宮上空的紅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幾句什麼，最後他們一行人，憑著自己的毅方，戰勝了嚴寒和饑餓，終於來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擁護者。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長，博古一行人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他首次從拉狄克的嘴裏聽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的無能。後來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鬥爭的漩渦中，使拉狄克丟掉了校長職務。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時的米夫才26歲。
在米夫擔任校長期間，他在大學裏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職，博古的熱情奔放很快贏得了米夫的喜愛。王明也贏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於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學生王明參加了會議，直到8月才回到蘇聯。
米夫參加中共五大，在中國停留三個月後，便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同時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並委托他籌備中共六大。
五大，陳獨秀一夥便把毛澤東排斥在大會以外，陳獨秀當選為書記。那時，毛澤東那一套辦法根本沒有人承認，博古更是認為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隻不過是像李自成一樣的農民起義領袖而已。這些留蘇的中國學生，強烈地受著俄國革命勝利的影響，國際組織又左右著蘇區的政治和軍事。這些留蘇學生無一例外地回到蘇區後都被委以重任，後來把毛澤東排斥在外也就不足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澤東那一套，他推崇的卻是李德對俄國革命勝利經驗的照搬。於是，便有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初期的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