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蘇聯地下活動中心，許多國際組織的情報人員都是德國或美國籍，美國人最受歡迎。化名克萊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顯赫一時，和李德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澳大利亞和匈牙利軍隊中服役，曾被俄國人俘虜，加入布爾什維克後，他參加了蘇聯國內戰爭，隨後去了伏龍芝軍事學院。
李德到中國之後，就知道他支持中國共產黨內博古領導的那一派，由在莫斯科留過學的堅決擁護蘇聯路線的一批中國青年組成，王明是他們的領導。李德一到中國，很快便得到了博古這些擁蘇派的信任，他對博古等人大談凱撒、塔西陀、拿破侖……談起正規戰爭更是津津樂道。李德一到中國，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澤東的遊擊戰，他認為紅軍時機已經成熟，是該打正規戰的時候了，於是推行了他的街壘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而這個戰術並沒能有效地消滅蔣介石的部隊，相反卻讓蔣介石的部隊得寸進尺，一口口地正在吃掉蘇區。
博古等人也不是一開始就盲目地推崇李德的政治思想和作戰方法，而是他們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的不謀而合，那就是以與毛澤東思想的嚴重分歧作為溝通點的。
在那間四周都是稻田的“獨立房子裏”，李德和博古兩人很快就溝通了。李德和博古一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山溝裏出不了馬列，在落後的縣城也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他們一致認為，紅軍要大兵團作戰，打大仗，有機會要攻取長沙、福州那樣的大城市。正在這種不謀而合的氣氛中，排斥毛澤東的氣氛形成了。他們最後在國際共產組織的幫助下，終於成功了，他們不僅剝奪了毛澤東的兵權，黨權，還對隻剩下一個頭銜的蘇維埃主席毛澤東仍不放心。
李德到中國來時，僅僅是作為顧問，事實上是博古等人拱手把權力送給了李德，致使後來的紅軍一連失敗。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所著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裏，關於李德和中國指揮官之間的關係有這樣一段記述——
起初，李德得到了軍事指揮員們廣泛的支持，連朱德也幾乎每天去那所“獨立房子”拜訪他，向他請教。其他將軍對他的態度也一樣，李德還得到有影響的洛甫（他曾在舊金山唐人街當過報紙編輯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力分校的圖書館館員）和受傷的軍隊負責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隊指揮員，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3軍團司令彭德懷很早就與李德發生了爭執，第1軍團政委聶榮臻與彭的態度非常相似，而第1軍團軍團長林彪的態度卻比較曖昧，他請教李德，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因此後來有人指責他有時顯得有點溜須拍馬。
像劉伯承這樣的指揮員的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開對李德提出質疑，有時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戰場上打了劉部隊裏的人，還撤了那個人的職——兩人都有爭執。
有時是遇到更嚴肅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罵總參謀長劉伯承，指責他在戰場上指揮不力。李德責問說：“你怎麼可能在伏龍芝學習過？在我看來，你不過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參謀人員，你白白浪費了在蘇聯的時間。”翻譯伍修權並沒有把這些罵人的話都翻譯過去，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設法緩和關係。但是劉伯承完全聽懂了。他與李德一樣，也在莫斯科伏龍芝學院學習過，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堅定而帶點學究氣的將軍。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下，紅軍傷亡不斷增多，每次戰役都要損失2000—3000人，一個又一個縣落入到敵人手中，引起了許多指揮員的抱怨。在毛澤東指揮的時候，情況並非如此。周恩來曾告訴埃得加?斯諾，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損失了6萬人。過去從沒發生過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一28日的廣昌戰役，4000人陣亡，2萬人受傷。這是紅軍遭受到的最慘重打擊。這就為蔣介石遲早占領僅有50英裏之遙的瑞金掃清了道路。事實上，戰鬥尚未結束，紅軍的前線指揮部就已經轉移到了瑞金。
彭德懷的第3軍團在戰場上總是首當其衝，彭對這種打法頗為惱火。李德和博古來前線視察和指揮作戰時，彭痛心地報告說：戰鬥的第一天就損失了1000人，派去守衛“永久性”碉堡的一個營全部犧牲。這個碉堡群是根據李德的命令修築的，國民黨飛機、大炮的轟炸把陣地夷為平地，而紅軍既無飛機也無大炮。彭指出，這個仗不能這樣硬打。
當天晚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李德說彭應該發動反擊，彭反問他軍隊沒有子彈怎麼反擊？彭激動得幾乎喊起來，說李德的命令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即在李德指揮期間）紅軍沒有打過一場好仗！他繼續高聲喊道：“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隻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彭德懷接著說：“多虧紅軍戰士覺悟高，否則第1、第3軍團早就被全軍消滅了。”彭喊道：“你的計劃造成了大量的犧牲，難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責備嗎？你就不心痛嗎？”彭德懷把李德比作“崽賣爺田”那樣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譯伍修權把彭的話翻譯了過去，但是他聽不懂子孫賣地的故事。楊尚昆將軍解釋說，這是湖南人的說法，彭總是以此批評李德隨隨便便犧牲紅軍戰士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