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被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本人和他的政府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猛烈抨擊，事後學生們將段政府告上了法庭，社會各界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驅段”運動。當時在北師大任教的魯迅還寫了《紀念劉和珍君》(解放後曾被收入高中語文課本)，以紀念此次慘案中殞命的女學生劉和珍。在強大的輿論壓力和道德譴責下，段祺瑞政府轟然倒台，據說段祺瑞本人自感罪孽深重，從此吃齋念佛。
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後，奉係軍閥張作霖上台執政。
胡子出身的張作霖采取了更為嚴厲的手段來絞殺革命，北方的革命運動陷入低潮，革命者紛紛撤離。但李大釗沒有走，因此才遭到張作霖的毒手。
李大釗是在北京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兵營被捕的。
風聲很緊，作為中共有重要影響的領導人，李大釗已經預先有了準備，移住到使館區，那裏會比較安全。此前也有人勸過他，碰上沒文化的張作霖張大帥，還是要找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風頭為好，被李大釗一笑置之。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沒有家賊引不來外鬼。
李大釗的被捕，是被自己人出賣的。出賣他的人名叫李渤海，曾是李大釗的學生和秘書。李渤海在北京西交民巷散發革命傳單的時候，被京師警察廳警察署的偵探當場拘捕。嚴刑拷打之下，李渤海供出了老師和領導李大釗，以及其他革命黨人的藏匿之處。奉係政府決定先下手為強，在北伐軍到來之前先掐滅北方的革命火種。
一般描述李大釗被捕這段曆史的時候，通常都會說軍閥政府不顧國際公約、悍然闖入外國使館區，強行抓捕。一些文章在描寫李大釗被捕的時候，闖入的軍警“荷槍實彈”，“十幾支黑洞洞的槍口”對準李大釗。這種說法主觀意圖是好的，揭露了軍閥的凶殘，烘托了李大釗的英勇，但事實並非如此。
根據《辛醜條約》的規定，中國軍警是不能擅自進入北京東交民巷的使館區的，尤其是不能攜帶武器進入。張作霖大帥雖然是個粗人，但為了抓幾個人而公然得罪所有的洋大人，他是沒有這個魄力和膽量的。公然搜查外國使館必將引起各國列強的反對和幹涉，如果走漏了風聲，沒有把握抓到人，或者找不到證據，事情就更不好交差了。
因此，必要的外交手續一個都不能少。負責抓捕行動的京師警察廳以涉及國際公法為名，不敢擅自做主，請示了當時的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顧維鈞。顧維鈞也不願意擔此罵名，又把皮球直接踢到了張作霖的腳下。
此時張作霖已經鐵心反共。更兼南方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兵勢甚銳，張作霖為求自保，必須先撲滅在北方的國共兩黨機關，消滅其地下活動，這個風險還是值得一冒的。他指示安國軍總部與駐華的美、法公使等洽商，並取得了外國使團領袖--荷蘭公使歐登納的諒解，同意搜查俄使館，並在警察廳呈簽的公文上簽字為憑，取得了法律上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