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與海沾邊的事，陶勇總是取勝：不光是同海匪，還有與英國皇家海軍；連陶勇自己都不知道，在他還沒從朝鮮回國的時候，他的名字已被決策部門劃入了海軍。
記得1952年春天，饒守坤帶領海軍實習團到朝鮮戰場東線實習，遇上老熟人陶勇。異鄉遇故知，兩人分外高興。交談中，陶勇突然一轉話題，問饒守坤：“你老饒怎麼會去當海軍呢？”
饒守坤把渡江後如何從陸軍調到海軍的經過說了一遍。陶勇聽了，嘿嘿一笑，說：“你過去能打仗嘛，到我們這裏來吧。”
這是組織上的事，饒守坤隻好婉轉地回答：“海軍正處在創建初期，更需要人，再說現代化的陸軍也是不容易幹的啊。”
“也是這個道理。”陶勇笑了笑，又抽起煙來。當時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他不但沒把饒守坤召回陸軍，不幾天自己也被調到海軍，再以後，饒守坤還當了陶勇的得力助手、艦隊副司令。
已經身在海軍的饒守坤特別關心朝鮮戰場上的反空襲問題。因為海上作戰離不開空中掩護和協同突擊。他問起陶勇這方麵的經驗。
別看陶勇文化不高，但對機械、摩托一類東西特別感興趣。在戰爭年代，一個縱隊領導親自開著摩托疾馳戰場，獨闖敵陣，別說在中國戰爭史上絕無僅有，在世界軍事史上也不多見。每次戰場上繳獲了什麼新式武器，他總要去摸一摸，看看機關在哪，是炮打兩發；是電台調兩下；是汽船開到湖上兜兩圈；連戰士都知道他這個癖好，有時繳獲了什麼新武器，故意在他眼前晃來晃去，直到他掏出煙來換……
他對饒守坤繪聲繪色地說：“敵人的空中行動，可不像國內戰場上那樣，那頂多不過是助助威，應應急，對地麵部隊威脅持續性不是很大。在朝鮮戰場，敵人空中與地麵的配合真是亦步亦趨，緊密得很啊。”他舉了個例子說，“第五次戰役第二階段結束後，我部奉命北撤休整。敵人乘機組織陸空兵力對我進行猛烈反擊，並在我主力預定轉移的路線上空降，迫使我臨時改變行動路線。結果，本來是主動的回師卻變成了被動應付的局麵。”
“看來你是吃到了咱們沒有空軍、海軍的虧。”
“是啊。”陶勇深深地吸了口煙，頗為憂慮地說，“我認為你們當海軍的，更應當注重研究海上與空中的協同作戰問題。據說軍艦在海上活動，沒有空中的掩護支援，就跟禿子挨打似的。”
“可不！”到海軍不久的饒守坤似有發現，“老兄，你身在陸軍，對海上一套很在行嘛，我看你應該來當海軍！”
饒守坤原是三十軍副軍長，1950年3月調任新組建的華東海軍第七艦隊，任艦隊司令。而三十軍的軍長也姓饒，叫饒子健，也調到海軍，擔任華東海軍第五艦隊司令。他曾詼諧地說：“我原是三十軍軍長，統率3萬人馬，現在調到海軍，號稱是一個艦隊司令員，名義上是正軍級幹部，實際上是一個小團長，隻有1000多人。其實要治好這1000多人的一個海軍艦隊，要比治好幾萬人馬的陸軍，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更高的水平。”
這是從陸軍轉到海軍幹部的真心話，不久轉到海軍的陶勇也是這種感覺。
說笑間的事，竟成了事實。
1952年深秋，陶勇率領九兵團從炮火紛飛的朝鮮戰場凱旋回國。征塵未洗，他就接受了新的使命：擔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
華東軍區海軍，以後改為東海艦隊，其所屬部隊地處蘇、浙、閩三省一市海防前沿，轄區廣闊，控製海州灣、長江口、杭州灣；舟山群島是守衛上海的重要屏障，福建沿海與台澎金馬一水之隔，特別是在50年代那種國際環境下，華東海軍的戰略地位顯得更為重要，由誰來擔任這一重要領導人是至關重要的事。華東海軍初建於1949年4月23日，第一任司令員就是聲名顯赫的張愛萍將軍。以後張愛萍另有任用，決策機關很快想到陶勇。陶勇長期在華中、華東地區作戰，熟悉那裏的地形民情，不僅與華東軍區、華東各省軍區、野戰軍的領導同誌熟悉，而且與華東各省市地方的領導也很親近。中央軍委選定陶勇坐鎮東海，在當時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得天獨厚條件，華東海軍從各方麵來說也確實需要這位名將來領導指揮。
陶勇這個人，在陌生人看來，很嚴厲，有時會吹胡子瞪眼，不摸底細的人怕接近他，怕他一時性起，罵你個狗血噴頭，弄不好，一怒之下，還會給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