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日夜奔波，為敬老院接進了水電；建起了院牆，喂豬養禽，種植了4畝柑桔樹、數十株板栗；開墾了3畝蔬菜地，每年收入可達幾千元。她收留三個孤兒，一個成了國家幹部，兩個成了敬老院的強勞力。
敬老院的條件日益改善，生活越來越好。老人們由不習慣到習慣，繼而把敬老院當成了自己的歸屬，自己的家。有幾位老人，還認彭國濤作契女，把她當成親生女兒。她則把院裏的老人都當作父母。可是，一人服侍40多個父母，父母是不是太多了！40多個父母確實太多了，但他們都是烈士的妻子、父母，他們倚門倚閭，烈士在九泉之下會不安的。想到烈士，彭國濤不嫌多，始終不厭其煩，一如既往地侍候老人們。
90多歲的老人陳門女，癱瘓在床，大小便失禁。一日兩次，彭國濤用熱水為其擦拭身子換衣服，直到半年後病故。
盧方才老人神經失常，是個文瘋子，生活不能自理，且時有懼人之舉，人們都離他遠遠地，隻有彭國濤一人服侍、調教他。另3位年歲太高的老人，行動不便，諸如洗衣服、曬被子、生火籠暖腳，所有的雜事也都得彭國濤親自料理。
漸漸地，彭國濤成了老人們的手、腳，成了他們身體的一部分。老人們信任她、愛戴她，離不了她。
有一年，縣裏籌建按摩診所，調她去擔任所長。隻兩天時間，老人們悵然若失，惶惶不可終日。幾十名顫顫巍巍的老人進城集體上訪，流著淚水坐到了民政局裏，不吃不喝不講道理，硬是要上麵把“彭澎的女”調回來。
老人們的子女的名字，可以串成該縣的革命曆史，這個事件震動了縣城。
彭國濤的婚姻，既是在“蒺藜叢下躲雨”，沒有躲過雨是另一回事，卻必然要挨刺。
“文革”時期，丈夫的白軍大兵身份又一回大大張揚，她全家再次受株連，下放到偏遠的琳池鄉。一年後，毛澤東當年的警衛員，陳昌奉擔任了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回家鄉來看她。詢問她的情況後，說：“你是老革命，烈士的後代，應該徹底落實政策。有什麼要求都可以提出來。”從鄉下趕回來，她被接見，隻提了一個要求：恢複工作。
在省領導麵前，縣領導也慷慨大方得很，趕緊說：提吧，縣革委會正缺人，到哪個部門都行。你是老革命，工資、待遇補發補辦都應該。
她開口了，卻要求回光榮敬老院，說：“那兒，還有幾十個烈士的父母，沒人關照，吃喝拉撒都成問題，生老病死都沒人管！”淚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
下放的數百個日日夜夜，幾十位烈士的父母，縈繞心間，炮打火燒的“文革”硝煙中，她必須去照拂孤獨的老人。
她要為革命老人做一代孝女。
對於敬老院，“文革”中多有微詞：光榮敬老院――嘴巴上的光榮；院長――實際上是老保姆。聽了她的選擇，陳主任與縣革委領導對視，欲言又止，隻得隨她去了。
時間的風霜，無比淩厲，在彭國濤額頭上鐫刻下深深的皺紋，她老了。近十年來，她不僅擔負著敬老院裏繁重的工作，還兼職當人民陪審員、縣人大常委、縣政協常委，從事大量義務的社會活動。
多年來，她以忘我的工作為“彭澎的女兒”，贏得了一串串榮譽。她曾三次上北京，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多次受到華東軍區陳毅司令、民政部、天津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西省人民政府宴請；曾數十次榮獲全國、省、地、縣“雙擁”先進個人獎、“老有所為精英”獎等。
閑下來時或夢中醒來，她會突然想到那隻鮮豔如火的狐狸，它到哪裏去了，怎麼不來看我呢。
敬老院裏，她上上下下忙碌著，飽經滄桑的臉上漸漸地增添一條又一條皺紋，卻始終掛著寬厚而慈祥的笑容。這種笑容，隻有與世無爭，生活上感到滿足的人才會有。
但她並不滿足，她的入黨要求沒有批準。她認為這個黨是她爸爸的，她一定要加入，年年都遞一份申請書。
她感到苦惱的是：年複一年寫申請，考驗了40多年，怎麼就不批準自己入黨？
四、申請52年，彭國濤72歲終於入黨1985年，老枝萌芽的季節。
彭國濤往來於縣委黨校的路上，榮幸地參加了縣直屬黨委舉辦的黨訓班。上百名青年男女間，突兀地夾著一個白發皓首老人。青年們從小聽她講傳統長大，以為這位老奶奶是來講黨課。一問之下卻大吃一驚：這個響當當的先進，三次進北京參加國慶觀禮，數次到省裏參加“雙擁”先代會，年年上報、廣播表彰的人物，竟是黨外人士？
彭國濤也十分吃驚：過去自己要求入黨時，是一個人。現在，要求入黨者竟然成群結隊。
不知是第多少次進建黨對象培訓班，結果仍是“陪訓”。每一次培訓，幾乎所有的受訓者都入了黨，唯她例外。問原因，誰也不知道，成了一個謎。
她說：“組織上一直在考驗我，50年了。”1987年７月，當年曾勸她離婚的劉師長回鄉，在縣委大院，大發其火：“彭澎的女不是共產黨員，誰還配？”兩個月後，她成了一名中共預備黨員。此年，彭國濤72歲，申請入黨52年，被考驗52年。從“共青團”到中國共產黨，這一步，竟跨越了半個多世紀！入黨不久，她就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
四五個孫子孫女，全體待業，烽煙四起，免不了冷嘲熱諷“圍攻”她：“你是1929年的‘老革命’，到現在，為什麼還不是國家幹部？外祖父活到現在，少不了是中央級幹部，他為國捐軀，為什麼，我們滿門忠烈，連一個國家編製的工人都當不上？有人‘新革命’，當了點小官，老婆子女安排得風風光光？你死要麵子，為什麼不幫我們說說話？！”對這些時代的毛病，彭國濤有些隔膜，常常無言以對，於是，她就想起了“考驗”，猛然衝出一句話：“你外祖父命都去了，屍骨不留，我們又貪圖什麼呢！”那年，日愈蒼老的彭國濤，做了胃切除手術，醫藥費、營養費、生活費……
沒有出處。有關領導，接待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上訪，但不知如何解答這個老人關於“革命幹部”和“國家幹部”的含義。事實是，盡管她1929年就掖著腦袋“鬧紅”，至今，隻是個每月拿60元優撫金，加上臨時工月薪25元等，總收入100多元的優撫對象。當年，她擴紅百餘青壯年參加紅軍，有的人成為將軍和省市級領導，她卻仍是擔任寧都縣光榮敬老院院長的臨時工。
一條布滿荊棘充滿艱辛的人生之路，她已經執著地走了80多個春秋，邁著龍鍾步履，她仍然走得那麼從容，走得那麼堅毅。
彭國濤是86歲去世的。死前一日，經受考驗終生，久病迷糊多年的她，突然清醒異常，像個初世孩子望著麵前這個久違而陌生的世界。麵對幾位來探望的領導，人們以為她會為親人提出最後的要求，不料，她聲音軟軟地卻說了一席很“真率”的話。
“原先，我有兩件事情想不通：一、父親為革命割了頭，革命成功50多年了，他的頭沒找回來，連一座墳塋也沒有；二、自己革命70多年，並非臨時革命者，連臨時的念頭都沒有過，還是個永遠的臨時工。現在我想通了，革命是不能寄予任何個人回報要求的，否則，那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彭國濤有個外孫名叫賴國芳，是縣政協副主席，他將此言告訴筆者。
我楞楞地想了許久，心情異樣肅穆而莊重：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不一樣，彭國濤以86個春秋的忠貞不渝，說明她可以承受生命之重――那永遠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