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後，這種道德律及以道德談藝的方法更加普遍。例如，明人項穆《書法雅言》裏說：“柳公權曰：心正則筆直。餘則曰：人正則書正。”又說：“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且“褚遂良之遒勁，顏真卿之端厚，柳公權之莊嚴，雖於書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義直亮之人也”。而“趙孟頫之書，溫潤閑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曆史上，趙孟頫是宋太祖十一世孫，屬皇親貴胄。可惜遭逢末世離亂，最後竟在元朝做了官。如此舉動，家仇國恨、民族氣節全失，顯然很不光彩，免不了要遭人詬病。
然而，把人與書用一種政治道德簡單聯係起來，把政治選擇當作奸媚書風的由來，就有點過頭。一方麵，關於書風妍媚一派，可能有性格溫雅、細味技法芳芳的一篇隨筆的緣故。另一麵，趙孟頫以後，文征明、董其昌等行書也有精熟、溫潤之時。若按項穆的說法，他們豈不也乏了“大節不奪之氣”？
以道德談藝也許有弊端。原因在於，就藝術來說，有真性情的藝術，有為了他物的藝術。真性情的藝術往往自然，如出水芙蓉，生來就美。像李白的歌行、懷素的狂草，都是真情流露。而為了他物的藝術，要麼拙劣，要麼專事雕琢，分外注重技巧。像宮體詩、館閣體小楷，都是迎合帝王之作，雖精巧，但不親切。真性情的藝術可以反映人的風神意趣；而為了他物的藝術，可能生氣全無。同樣地，在道德一麵，有真道德，有禮法的道德。真道德是人本然地趨向善，是誠，是性情，是血性。而禮法的道德則舍本逐末，徒有虛飾。真道德和禮法道德能結合，便是最好。若隻有禮法的道德，就成了孔子說鄉願，假借禮法以謀私利，成了道德假象。
但是對中國文人來說，為藝術有真性情、為人有真道德，是一種理想狀態。藝術既有獨立性，亦有道德性。尤其對於儒家文化薰習的文人來說，藝術之獨立乃是站在道德之上的。孔子說：“誌於道，據於德，依乎仁，遊於藝。”唯有化道、德、仁入己心，才能自得、自由，才能到達遊境。然而現實裏，人們為了俗事有太多牽掛、太多不自由，對孔子道、德、仁的體會亦有偏差，要想真正到達遊境總是很難。所以他們執著於以道德談藝，執著於對欲得而未得之遊境的渴望與追求。
清初書家王鐸是對於那種理想狀態欲求而不得的一例。他有一段恥辱的政治經曆。1622年，前明朝喜宗皇帝在位時候，王鐸中進士、改庶吉士。兩年後，他成為翰林院檢討，也就是史官，再後來，他做經筵講官、做少詹事。等到1644年，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級，福王朱由在在明朝舊都南京建起偏安政權，王鐸被委以東閣大學士。如此，應稱得官運亨通、榮耀一時。然而誰曾料到，南明小朝廷早夭。弘光皇帝沒享得幾日安寧，便因了清軍攻陷鎮江、直逼南京，而倉皇出逃，留下些毫無抵禦力的官宦們。除卻以身殉國，這些官宦們唯有叩首迎降。王鐸亦在降清之列。降清以後，王鐸出任禮部尚書管弘文院學士，及明史副總裁。數年後，又任殿試讀卷官、禮部左侍郎等職。從降清到離世約七年，然而這七年抑鬱無為、七年貳臣之恥，竟籠罩了王鋒全部的生命。
本來，以王鐸的用功和天分可以成為書界巨擘，然而曆史的錯位和政事的複雜難解，使他投降了滿族人建立的清朝政權。惋惜和批判是後人常有的態度。正是這個道德上有虧的選擇，使他降清以後的生命充滿了無限苦楚與哀涼。也正是這種苦楚與哀涼，使他芳芳的一篇隨筆耽溺於狂舞的筆墨丹青，以遣生命之輕。
關於人品和藝品，也許有另一種說法，同樣從以道德談藝的弊端引申而來。前述講到道德和藝術各有兩種麵貌。除去那種真性情、真道德的理想狀態，藝術和道德也有彼此欺騙的時候。一件藝術品，可以透露真道德的精神；可以充滿偽善的禮法；也可以僅僅當作工藝，顯示技巧。一個不屑禮法道德的人，可以狂、可以狷，可以把他全部的生命、熱情和矛盾融於藝術。所以，像元遺山一《論詩絕句》說：“心聲心畫總失真，文章寧複見為。”而孔子也有教海：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按照孔子的說法，單單憑一段經曆、一次選擇，就從倫理道德一麵把人否定，抹殺他本有的藝術造詣，是不妥當的。
然而歸根結底，中國人的傳統是偏向第一種說法的。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才符合幾千年的美學理想，才是正宗的。而後一種說法，顯然有一些現代的意味。
在芳芳的心裏，中國文化、中國文論，有一條清晰的線索，一道豐盈的脈絡。這對她以後求學西方，浸淫於西方文化的世界，無疑非常重要的參照和視角0過後，我陪芳芳去買了一條漂亮的旗袍裙後，又為她定做了一條。那天她爺爺八十大壽，她就穿著定做的那條旗袍裙去赴宴。到底是大姑娘了，旗袍裙穿在身上顯得格外嫵媚。
飛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芳芳和同學都戲稱斯坦福大學是個大農莊，而他們就是這大農莊裏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