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知對音為治古音的新材料外,鋼文更積極的意義在於使國人知道高本漢的成績,由此開始大量翻譯介紹,中國音韻學因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而胡適譯介鋼和泰的論文,實為人稱近代中國語言學“高本漢時期”肇始的重要契機。
鋼和泰的主要貢獻還在佛教研究。“其寓中收藏藏文佛經,及大小各種佛像畫卷等甚多,終年閉門研究古籍,澹如也。”他“據藏文及梵文佛經,以校正中國舊譯佛經之訛誤,多所發明”。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2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寶積經迦葉品梵藏漢漢晉唐宋六種合刊》以及1933年北平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出版的藏漢文《大寶積經迦葉品集注》。在他的主持影響下,中印關係研究所收集了大量各種文字和版本的佛教喇嘛教經典及有關文獻文物,培養了一批從事此項研究的中外學者,很快成為國際知名的東方學研究中心,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訪問者。有人指出:“鋼和泰最早將印度和中亞學引入中國,其在中印關係領域的研究,有不少在中文書刊發表,極大地刺激了該國有特殊能力從事這種文獻和語言研究的學者的類似興趣。”可以說,鋼和泰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學術界溝通國際東方學及漢學的重要媒介,對於整體上促成中國學術進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
1923年,鋼和泰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1927年又被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名譽通信指導員,1930年擔任《燕京學報》編委,表明中國學術界對其學術貢獻與地位的公認和禮重。而胡適在中國為世界學術界愛惜此人方麵,當居首功。除1928—1929年前往美國擔任哈佛大學中亞研究講座教授外,鋼和泰一直在中國從事研究。雖然後因研究興趣不盡相同,胡適又太忙,兩人來往較疏,仍不時互有探訪,保持良好交誼。1937年鋼和泰病重入住北平德國醫院,他要求不向外透露病情,以免驚擾朋友,而胡適是少數前往探視的知情者。數日後鋼不幸逝世,胡適聞訊,大為感傷,稱讚他“是一個純粹學人,終身尋求知識,老而不倦”,並在出席鋼和泰的奠儀時“不覺墮淚”。
胡適與溥儀的老師莊士敦也早有交往,兩人經常共同參與一些中外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交流應酬活動,還先後擔任過為期一年的文友會會長。胡適看了莊關於董鄂妃非董小宛的考證文章,覺得引征甚博,又曾參觀其在當時京城也號稱豐富的私人藏書,知其遍遊中國,很有學問。不過胡適與之共鳴最多的是對傳教士的看法。胡不信教,對教徒雖無偏見,對反教會者卻不乏好感。而莊士敦“最恨傳教士,他著的書之中,有兩種是批評在中國的傳教運動的”。英美考察教育團來華考察教會教育時,莊與胡適等人一起,激烈地表達反對意見。
1922年5月胡適入宮見溥儀,引起普遍不滿。此事與莊多少有關,他挑選過一些胡適的文章和胡適與其友人經常為之投稿的一些定期刊物給溥儀閱讀,入宮前胡適還專門向其打聽宮中情形。特別是1924年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胡適公開表態反對,激犯眾怒,博得莊士敦的好感。而且胡適不相信人們對溥儀密謀複辟的指責,卻深信莊士敦等“並沒有什麼複辟謬論”。1926年胡適赴歐,兩人還有所接觸。
不過,莊、胡之間的關係不像與胡、鋼的那樣純粹。1925年,中英庚款谘詢委員會成立,胡適是中方委員之一。次年該委員會派代表團來華考察,莊士敦為秘書。在中英雙方利益尖銳抵觸的情況下,莊士敦向主張完全相反的港督兼香港大學校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將胡適描述為:“一個名過其實的人,他有時表現出具有過人的才智,實際上絕非如此……當他喜歡的時候,他可以在某些社交場合表現得很有魅力。不過,他對美國的支持遠遠高於他對英國的支持。”莊在北京聽了胡適所作“中國哲學與柏拉圖主義”的演說,認為其“對柏拉圖之哲學毫無了解,似未嚐讀其書者”。並函告英國人類學家布克敦教授(L。H。Dudley Buxton)。後者因而認為美國之教育錯誤,主張牛津注意人文教育之旨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