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雖未獲得學位，歸國後卻暴得大名，1922年哥大校長函邀其講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為其謝絕。這時的胡適，不僅忙於學術與政治，而且因為已成名流，出入於北京上流社會的社交界，與歐洲漢學家的交往機會也逐漸增多。當時各國來華人士不少，其中喜歡文學者於1919年組織了文友會，定期舉行演講等活動，有數十人參加。其成員與各國駐華使館保持密切聯係。胡適因此與流亡的俄國東方學家鋼和泰和時任帝師的英國漢學家莊士敦經常來往。
鋼和泰出身沙俄時代愛沙尼亞貴族之家，大學時就前往柏林研究梵文和印度文學，1900年用德文發表了博士論文。短期訪問波恩大學和牛津大學後，進入俄國外交部，然後到彼得堡大學任梵文和印度學副教授。這時其研究興趣轉向中亞及中印關係，特別是佛教領域。1916年，他代表彼得堡科學院去日本，適逢俄國革命，其財產被沒收，1917年來到北京，以便進一步研究中印佛教關係，特別是從中國史料裏尋證據考迦膩色迦王的年代。經香港大學校長愛裏鶚（Charles Norton Edgcumbe Eliot，治印度教與佛教）推薦，1918年胡適請鋼氏到北京大學教授梵、藏文和古印度宗教史等課程。此事胡適稱為香港大學對中國學術的最大貢獻。他在文友會聽過鋼和泰關於“佛陀傳說中的曆史的部分”（What is historical in the Buddha Legend）等學術演講，又共同參與推動文友會倡辦的“東方學圖書館”，並經常一起進行學術交際活動，知道鋼“是俄國第一流學者”，“他的學業名望是歐洲東方學者都公認的”，了解其從事的漢、梵、藏等文本佛經對勘，對中國大有益處，而國內無人能及，加上港督和美國公使都對鋼男爵特別禮重，呼籲“中國應該為世界愛惜此人”，因而對其敬重有加。
1921年10月起，胡適為鋼和泰的古印度宗教史擔任口譯，每周兩時，這也使他自己“得益不淺”，由此獲得的關於佛教經典各種版本與教派關係，印度、錫蘭曆史傳說與佛教的淵源等知識以及同時向鋼氏初學梵文，當是全無佛教知識的胡適為續寫中國哲學史後來大膽涉足禪宗史研究的重要契機。1922年底，鋼和泰在北京大學成立25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講“近年新疆的考古學上的發明”，由胡適擔任口譯，演說稿發表後，引起同校教授葉瀚關於《般若經》的兩點質疑。胡適代鋼氏作答，指出所疑二點皆是葉的誤會，而非鋼的錯誤。答詞中對《迦葉品》的如數家珍，顯然得益於深通《寶積經》的鋼和泰。
此外，鋼和泰在東交民巷台基廠奧國使館舊兵營俱樂部的寓所是當時北京來華外國人士的一個社交中心，胡適於此結識了不少文化人。而鋼和泰的許多研究需求，也往往由胡適出麵疏通解決。如鋼和泰提出要求北大給他一個“東方語言學部”的名義（隻是印一些寫上“國立北京大學印度中亞學部”的信封信紙），以便與歐洲各東方學研究機構接洽，為北大索取各種書報，並便於在中國找人參與巴黎、倫敦、柏林東方學者的整理《佛藏》事業，胡適即代向蔡元培提出申請，並主動建議將久同虛設的圖書館“東方室”交由鋼管理，斷言“將來一定有大成績”。胡適還答應設法為北大謀藏文的《全藏》，作為其校勘佛經的底本，甚至借錢為鋼和泰墊款買書。
由於北洋政府財政上限製北大等原因，胡適幾經努力，購置藏文《全藏》等事未克成就。為此，鋼和泰似認為北大不能滿足其研究條件，1927年流露出欲赴東京之意。與之經常切磋梵文的陳寅恪函告傅斯年，希望中山大學“寄彼千元，留其在京”。傅感到“此恐非根本解決之策”，欲請其南下廣州，帶助手帶學生，並可任意買書，托胡適代為說項。剛好此時哈佛大學計劃在北京設立附屬該校的中印關係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of Sino-Indian Research），鋼和泰被任命為所長。此事或與始終和美國在華文化事業聯係密切的胡適不無關係。
在胡適的幫助下，鋼和泰的研究進行順利，並對中國學術界產生積極影響。1922年4月，胡適看了鋼和泰所寫《陀羅尼與中國古音》一文，知其引法天的梵咒譯音證當時的音讀，“很多可驚的發現”，於是親自譯出，刊於由他主編、次年1月出版的北大《國學季刊》第1號。該文首先在中國提出，應仿照西方學者推求印歐原始語言方法，用比較語言學推求中國原始語言，並指出從發音學重構中國古音，存在中文象形會意，不用音標，與漢語最接近的藏、緬、暹語均無古書等兩大困難以及用方言與日本、安南、朝鮮文中的漢字讀音比較，從古韻表考見韻母分類，和中外文互譯對音等三條研究途徑，提示中國學術界注意歐洲學者伯希和、高本漢等人的研究進展，強調研究古譯音對於中國音韻沿革史、印度史、中亞史的至關重要。受此影響，《國學季刊》第2號發表汪榮寶的《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就外國古來傳述中國語觀其切音，就中國古來音譯外國語反求原語發音；第3號又發表潘尊行的《原始中國語試探》，進一步討論鋼和泰文所指出的中國古音不易推求的兩個原因，分析以章太炎、黃侃為代表的中國傳統音韻研究的成就和局限，指出運用比較語言學的必要，引起不同意見的辯論。魏建功後來總結道：“曆來研究古音的人們都注意在死材料，更不注意他種語言的參考，這是新近的方向，用梵音來考訂古音，而大辯論從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