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麵這個案例，改成計件生產的工人，則會讓人信服得多，因為工人的能效，基本上就可以算出一個“均值”。
不要將均值回歸巫術化
雖然弗朗西斯·高爾頓發現了均值回歸，但他本人並不迷信它，他反而鼓勵我們去“欣賞廣泛的觀點”，而不僅僅是平均值的觀點。
對未來作判斷時，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均值回歸原理呢？
我們必須清楚，在某些條件下，均值回歸具有巨大的力量；而在另外一些條件下，均值回歸則可能導致巨大的災難。
經濟體係具有複雜、動態和非線性的本質，我們可以大談特談其大趨勢，卻無法作具體預測。就算是天氣預報，也隻能告訴你立春和夏至，卻永遠無法預測出那天的天氣如何，甚至無法準確地預測出明天的天氣。
天之道不同於人之道，自然界中的力量不會讚同人類靈魂中的力量。急於將數學公式、統計學原理，生搬硬套到社會學領域，以示自己的科學性，與偽科學、巫術何異？
均值回歸僅是一種工具，而不是教條，更不是宗教儀式。如果一定要削足適履地迎合均值回歸理論，那麼它就成了一種自欺欺人的工具。
理論背景：高爾頓和他的優生理論
高爾頓是著名的醫生和植物學家伊拉斯謨·達爾文的曾孫，另一個曾孫查爾斯·達爾文是高爾頓的堂兄，他寫出了驚世駭俗的《物種起源》。高爾頓的爺爺和父親都是極其成功的銀行家。
統計狂人
據說，4歲的時候，高爾頓就能夠閱讀任何英文書籍，以及進行加減乘除的運算。
在高爾頓的時代，有一種很可貴的風尚，那就是純粹為了科學而從事科學研究，而不是出於謀生的考量。
高爾頓有一個嗜好，那就是統計—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高爾頓不論走到哪裏，都要記錄、計算。他曾製作過一份“美女地理誌”。在逛街時，他對少女的漂亮程度進行分類，當看到一個漂亮女孩子時，他就在右邊口袋的卡片上紮一個小孔。在他的英國“美女地理誌”上，倫敦女孩子得分最高；而阿伯丁的女孩子得分最低。
高爾頓通過對10000名法官的審判結果進行統計，發現審判刑期大部分是3、6、9、12、15、18和24年；11年和13年的刑期很少，唯獨沒有17年的。
他還記錄下各色人等的頭顱、鼻子、胳膊、大腿、身高、體重的數據，還記錄眼睛的顏色、遺傳的不孕率、人們聽講座時煩躁的次數以及人們在看比賽時臉色變化的程度等。
高爾頓本人並不知道大數法則，但自己卻從數據中發現了它，他還發明了一種“梅花相位儀”，通過往這種儀器裏擲彈球，可以直觀地演示鍾形曲線的形成。
高爾頓喜歡在深夜進行學習和研究，他發明了一種“精力恢複儀”來使自己保持清醒，這種裝置可以向他的頭上噴涼水，從而使他保持清醒。在他生命的後期，他發明了一種能在水下閱讀的裝置；但是有一次，當他在澡盆的水中閱讀一本好書時，差一點被淹死。
天賦遺傳理論
1859年，高爾頓的堂兄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了，這部著作極為轟動，也極大地刺激了高爾頓。達爾文最基本的假設之一是，在任何物種的成員之中，都有少量遺傳的變化或者差異，進化是通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發生的。
《物種起源》隻是針對動物而言的，但高爾頓決定把它的結論推廣到人類中。他認為，人類的進化很可能是通過卓越的大腦向子孫傳遞而發生的。他將這個研究領域命名為“優生學”。
半個世紀後，“優生學”這個詞為納粹所用。納粹鼓勵純種“雅利安人”的繁殖，消滅猶太人、吉卜賽人和其他被他們認為是人類害蟲的人種，他們屠殺了成百上千萬的、他們認為“完全沒有才華和價值”的人。
古希臘的“優生學”
優生學是柏拉圖首先提出的，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繼承和發揚了這一觀點。斯巴達嬰兒一出生，就要抱到長老那裏接受檢查，不要說殘障兒，就連體質不夠強壯的新生嬰兒都會被他們無情地拋到荒山野外，任他死去。
學者易富賢指出，古希臘的這種“優生優育”的措施不但沒能提高人群素質，反而在降低人口數量的同時也降低了人口素質。從群體來說，某些人可能會終生默默無聞，但是他們的某一代子孫卻可能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
命運開的玩笑
高爾頓發現均值回歸的主要動力，是要弄明白在某些家族中才華是如何被代代相傳的，這些家族包括達爾文家族以及貝努利家族。他特別希望能在他所認為的有著極高才華的家庭中確認出“極度高貴特質”。
高爾頓希望他的後代能夠繼承他的才智，但命運和他開了個玩笑，他和兩個兄弟一個妹妹一樣，沒能生下一男半女，基本上“絕戶”了。
在研究過程中，高爾頓發現，某個人的傑出不能長久持續，也就是說，傑出的生命極為短暫。
高爾頓還發現，在傑出人物的兒子中，僅有36%的人仍舊是傑出的，更糟糕的是，在其孫子輩中，隻有區區9%的人還能稱得上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