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輝在《大宋商報》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論國家調控手段對社會經濟運行的影響》，這完全是針對王安石變法所發表的一篇經濟理論方麵的文章，盡管在後世經濟學家的眼中，這麼粗糙的文章有些慘不忍睹，但在這個時代其轟動效應卻是毫不亞於一場學術界的地震，當這個時代的大儒、士子們在《大宋商報》上麵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其內心的情緒是非常複雜的，這些人當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等朝廷重量級人物。
由於這篇文章所闡述的內容正是王安石變法的理論依據，所以引起的反響是巨大的，一時間《大宋商報》成為眾矢之的，各種評論紛至遝來，王靜輝也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大宋商報》的經營權雖然不在王靜輝的手中，但是編輯和辦報思想都是來源於他，所以《大宋商報》對於這些不論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評論，精選出來刊登，當然這場論辯的主力依然是王靜輝。
不過當第二期的《大宋商報》出版後，人們都是一陣愕然——《論自由經濟和管製經濟的優劣》，作者依然是那個引起廣泛爭議的小王駙馬。爭論依然在進行，但隨著每一期的《大宋商報》，王靜輝每次都會有新的經濟理論文章在上麵刊登，這引起了所有人的關注，這些經濟理論給大宋所有的有識之士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人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眼中一錢不值的經濟原來和國家民生關係的這麼緊密。王靜輝的文字依然采用白話文，所有的人隻要會識字都能夠看明白，但卻僅僅有少數人能夠明白其中的深意——這些少數人當中既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
王靜輝對此並不以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從來就不缺乏擁護者，更不缺乏反對者，一個新的觀點誕生總會伴隨產生爭議，若是沒有人來爭論才是他的失敗，況且他也秉承著“真理越辯越明”的觀點，有了這些爭論正是人們關注這些經濟理論的表現。隻要有人能夠看得進去，看得明白，他的任務就完成了——總有一天這些擁護者也好，反對者也罷，在碰到問題的時候都會學著用另外一種視角來看待處理問題，他的任務便是給人們提供更多的選擇，開啟這些人思考的動力。
王靜輝不知道，已經有很多有心人將這些刊載他的經濟理論的《大宋商報》收集、整理起來，多年以後有人將他在《大宋商報》上連續發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各種經濟評論都謄抄成冊，私下傳閱，後來商務印書館的曾掌櫃得知後便幹脆將之收集整理出版。當曾掌櫃將整理好的書稿交給王靜輝，想讓其專門為此書起一個名字後，王靜輝嘴角露出了一絲笑容——“這可是宋朝版本的《國富論》啊！”他心中默默的說道。
王靜輝發表這些經濟評論當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經濟學以影響這個時代的士人以更加科學謹慎的態度來看待社會經濟運行，但沒有想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居然是《國富論》的翻版——當然這與後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內容上有很大的區別，就其學術水平和引起的重視程度上來看遠遠超越了《國富論》。
雖然兩者有很大的區別，但王靜輝還是以《國富論》為這本書定了名字，裏麵的內容完全是以他在後世所學到的《經濟學》為藍本，結合他對這個時代經濟運行的理解綜合寫成的，這樣的書更加具有指導性，更加適用。王靜輝也將這本書列入了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的教科書，盡管當時也有很多書院的老師和學生反對過，但說服他們並不困難——孔子將管子的地位評價的非常高，這並不是因為管子有多深厚的儒學功底，正是由於管子將“利”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國家之大利”為重，這與《國富論》的初衷並沒有什麼不同！
隨著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將《國富論》引入到教材當中，不出幾年之間，大宋絕大多數的書院都將此書列為教材之一，以至很多年後大宋朝廷在進一步改革其科舉製度的時候，將《國富論》列為天下應舉士子必讀之書，後來幹脆列為單獨考試的一科，這些變化是王靜輝在當初所從來不敢想過的——以他對一個以儒學為治國指導方針的朝代居然能夠使用《國富論》做教材，乃至當作考試科目，他還以為這輩子是看不到那一天的，沒有想到世事發展確實是難以以常理所論的。不過這些都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了，現在王靜輝為《大宋商報》撰寫經濟評論卻沒有想過這麼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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