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夏戰爭自然會有人去做，這用不著王靜輝去操心，局勢走到現在這一步，是他該退居幕後的時候了，隻要在戰爭後勤上做好準備，幫助朝廷的軍隊在西北有足夠發動戰爭的儲備，那其他的事情就和他無關了。
現在王靜輝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更好的引導整個大宋，改善它不合理的結構，提高其教育水平，若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單單對大宋統治高層進行影響還是不夠的，換句比較有名的一個口號是：“讓這個社會更多的人覺醒！”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報紙是這個時代最方便，威力最大的輿論武器。
《大宋商報》，這是完全出於為大宋商人而服務的報紙，上麵除去有對朝廷有關經濟方麵的法律解析之外，還有內容非常豐富的商業信息。其實在宋朝的時候早就有廣告了，而王靜輝幾年前創辦《大宋明鏡報》的時候，第一次將商家的廣告搬上了報紙——之前大宋商家所謂的廣告都是區域性質的，在街頭巷尾所粘貼，倒是有些類似後世鋪天蓋地的小廣告一般，高明一些的商家會邀請一些戲班或是雜耍團來表演，以吸引百姓購物，但卻沒有像後世那樣“XX公司友情讚助”的字樣。
《大宋商報》的出現使一些像楚州和杭州這樣有實力的商家向外擴充的專業廣告宣傳，購買的人主要是商家，但是這樣並不足以擴大《大宋商報》的影響力，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便有抑商的傳統，更有歧視商人或是侵占商人財產的事情發生，商人本身的社會地位也很低，更讓王靜輝感到有些頭痛的是，大宋雖然並不采取抑商的政策，但是大宋卻是中國曆史上儒家最為繁盛的時期，儒家思想的盛行就肯定會阻礙商業的發展，至少如果讓這個社會的上流來認同你，你肯定不是一個商人——當然小王駙馬是最個別的例外。
《大宋商報》和其他兩份全國性的報紙有著很大的不同，雖然這份報紙和王靜輝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份報紙並不像其他兩份報紙那樣得到了王靜輝在資金上的全力支持，這份報紙的營運都是由楚州和杭州兩家商會所支持，資金來源除去報紙上的廣告之外，所不夠的地方也都是由商會會員來平攤，也就是它的發行量和價格的多少，完全是由商人們自己來衡量。若是放在從前，商人麼肯定不會幹虧本兒的買賣，但是廣告的效力已經從《大宋明鏡報》上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況且王靜輝也送給兩地商會一句話：“商人的社會形象和地位完全是靠自己來改變的！”
王靜輝在楚州和杭州有著非常高的聲望，商人們更是對他非常信服，最主要的是小王駙馬在他們眼中和財神沒有什麼區別，伴隨小王駙馬的永遠是財富，而且和小王駙馬合作絕對沒有什麼後顧之憂，除了不會侵吞他們的財產之外，隻要能夠和小王駙馬掛上關係的生意，就是官府也要給三分薄麵，這就相當於給他們的財產買了一份保險，讓商人們安心的很。其實和王靜輝接觸的時間越深，商人們可以感受到王靜輝心中的一些想法——改變商人的地位，通過各種善事來提高商人在人們眼中的評價——這也是王靜輝所能夠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辦法，因為中國曆史上根本就沒有保護商人的社會習慣，也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管子才這麼做過，對他而言最有利的一點便是孔聖人將管子排在周公之後，這在儒家的地位當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會地位就決定了《大宋商報》的命運，不過王靜輝可不是這麼容易認命的人——《大宋明鏡報》當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義》、《西遊記》這樣的“通俗文學”白話文學來打開了銷路，擴大了其影響力，王靜輝為了不讓《大宋商報》成為雞肋，便開始在《大宋商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這些文章都是經濟理論方麵的，《經濟學》是後世大學中每個學生必修的課程，王靜輝雖然對後世的經濟學並不精通，但來到這個時空後經商起家，使用商業手段來影響大宋高層，上呈給大宋統治高層的許多策論中都有經濟學的影子，他對這個時代的商業運行狀況是十分清楚的。